前阵子需要办理一件小事，听起来不过是三四个环节，而每个环节就要跑三个衙门左右。这让我感慨，北京到底有多少衙门啊？一个人一生需要开多少证明啊？

在这些办事过程中，你总要费尽心思才能搞懂自己到底要去哪儿。一般来说，总要咨询好几个办事人员，经历过无数次“A柜台让你去B柜台，B柜台让你去另一个大楼，到了那个大楼已经下班了”的无限循环后，在获得数个迥然不同的答案后才能接近事实的真相。也就是说，你总算模模糊糊地知道你第一步该去哪个衙门做点什么事情了。

找对了第一个衙门（请注意，只是第一个，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在一个衙门办完。在两个互相挨着的衙门办完已经是顶幸运的状况了），海量证明又让你筋疲力尽。因为一张证明并不是它本身，它背后还有很多证明。

它也许需要你以前单位的某个证明，而你早就跟该单位恩断义绝很多年，却还要为此回去看那些人的脸色。

它也许需要你数年前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红本小绿本小蓝本或者什么破纸，如果没有了，你就要为此多跑很多冤枉路。

它也许需要你跑回你户籍所在地的某个你从来没听说过的衙门开具一纸文书，而你人在异乡很多年，简直不能相信这十年没有回去的地方能有什么资格来证明你的近况。

有时候你找到了那个东西，却被告知已经过期，或者年轻的办事员拿着你那千辛万苦得来的纸片大惊小怪地说：咦？他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呀？

除此之外，填表也是个考验人的工作。值得敬佩的是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多种表格，让人烦恼的是工作人员总嫌你填的不够仔细，但格子永远是那么分配不合理。性别一栏和家庭住址一栏在体积上也许只有五倍的差别，但在字数上二者要相差二十倍左右。

而且，很多情况你会茫然，比如职业那一栏，永远只有极少数的职业被写在上面。假如有其他这个选项还好，但很多时候没有，所以你还得问问办事员：像你这个还算是很常见的职业，到底算干嘛的。

当然，在这些步骤中间，永远有一些漫长而绝望的等待。比如我就很怕人家跟我说：你回家等着吧，到了我们给你打电话。我不是不信任他们打电话，而是总怕打电话的时候我周围嘈杂没听见，或者打了几次我不接他们就不打了。

在办理各种事务中，我渐渐吃惊地发现，原来衙门远远不止是那么几个某大厦某中心。衙门像一把随手散落的沙子，毫无规律地分布在北京各个可能的角落。

以前我常想，这几个手续明明可以简化，这些工作完全可以由一两个能干的人来负责，麻烦的咨询完全可以透明公开放在网上，做成展板贴在墙上。我那时候总觉得，之所以不这么干，是因为吃公家饭的人毕竟和企业员工不同，心思不在这方面，没有想到而已。

就好像我工作的第一个单位，那是个很大的国企设计院，有单身宿舍。单身宿舍有澡堂，澡堂需要澡票方能进入。那个单位卖澡票的有一间办公室，卖澡票的专人有三个。院里需要洗澡的单身员工不超过50人。而去买澡票的时候，经常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在。如果他们心情不好，还要故意刁难你几句，好像我们买的不是澡票，而是什么天大的恩惠。那是2001年，我在该设计院月工资800大元，当时北京的公交车还很贵，我每天的公交车费就是4元。再加上在食堂吃午饭也不免费，我终于在半年后选择辞职——当然也因此引来无数麻烦。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工作未满一年的大学生从国企辞职有那么多奇怪的条例和说法。辞职以后，我第一个工作月薪是3500——虽然不是什么高薪，但起码是个正常的薪水啊。

如果按照简单的效率思路，卖澡票可以在任何一个行政部门兼职，让扫地阿姨兼职，甚至直接发到单身员工手里。也可以雇佣一个残疾人或者贫困老人，让这些能力有限的人也可以做一点工作，有一份收入。而卖澡票的那三个人身强体壮，完全可以去做一些能创造价值的工作，而不是天天在那繁华地段占着一间宽敞的办公室胡扯和刁难人。

那时候我总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三个人卖澡票”的奇观出现，但后来见识了海量衙门，海量的手续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手续不搞得这么复杂，这些什么都不会的人岂不是都要下岗了吗？这些人下了岗还能干吗呢？的确是很难做事，因为他们只会刁难人和办理一点很简单的事务，只怕是扫地卖东西做家政这类门槛较低的职业也很难胜任。

北京越来越堵车，大白天的就有很多车子堵在路上。以前总想，这些人大白天的都去哪儿？要干嘛？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让他们如此堵在路上？

现在知道了，因为这些人手里拿着海量的宝贵的证明，去下一个奇怪的地方盖一个奇怪的章。他们尽量选择开车或者出租车，是因为怕挤公车弄丢了东西，然后又要为此多跑很多衙门盖很多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