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汉代、唐代、明代均出现宦官掌权局面，这已为众人所知，但由于受小说以及戏剧等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明代宦官的权力最大，其实不然；宦官权力最大的应当是唐代。他们对皇帝屡行废立，曾杀害唐宪宗、唐敬宗两个皇帝，自行扶立穆、文、武、宣、懿、僖、昭宗等七个皇帝；这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

唐代宦官权力之所以大到如此地步，主要原因是他们掌握了唐中央军队的军权。

在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中，任何权力是都不能分割或制约皇权的，所以，由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考虑，皇权对宦官集团是又制约又依赖的关系。依赖宦官，是使其与皇权结合，打击异己的力量；但是，宦官权力又会因此而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种权力逻辑，在东汉政治史上外戚与宦官的循环斗争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然而，利用宦官势力以保障皇权，也是迫不得已的下下策；因为作为刑余之人，宦官受到全社会尤其是士人阶层的反对。在儒家文化下，士人阶层对宦官集团的斗争可以说是天然的。

由于以上问题的考虑，唐代像历代一样，一开始就从制度严格限制宦官的权力。

唐太宗即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门传命而已”，宦官地位不高，而且不许介入政治；即使到了武则天时期，虽然是女主，但也不用宦官；接着到唐中宗的时候，宦官任职七品以上的虽已达千余人，但五品、三品以上的仍不多。

唐代宦官地位的提高，始于唐玄宗。这一时期，不仅宦官人数增多，达到三千余人；而任职三品以上的宦官也多了起来，宦官开始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并且拥有了政治权力，比如监军、出使，其权力甚至大过节度使。长安城中最好的宅子，城效最好的田地，包括果园池沼，一半左右归宦官所有。这是唐初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个时候，皇权也开始依赖宦官；因为李隆基在位已久，完全怠政，由于古代的宫禁制度，宦官成为沟通皇权与政府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权力极大的亲信宦官出现了。

唐代第一个大宦官当属高力士。史载“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进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所有的文件都经过高力士，小事情就由他自己决定了，不需要报告玄宗，可见其权力之大。关键是，由于玄宗的怠政和信任，高力士有了建议用人的权力，当时的将相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矜慎、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都是经过高力士推荐而得到重用的。在这种情况下，高力士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就连太子李亨也呼之为“二兄”，叫他二哥；“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那些驸马们干脆叫他爷。

高力士不仅拥有实际权力，而用在官级品位上也破了大唐的纪录，其最高官衔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齐国公，食实封五百户。要知道，在当时皇子们大都是虚封的。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高力士虽然权力大，但他对玄宗还是忠心的，玄宗晚年，在他最落寞的时候，高力士一直陪伴在侧，而且高力士也无意弄权，也就是说，高力士仍受皇权控制。但是，也正是从高力士之后，宦官权力开始不可遏制。这一切，是从李辅国开始的。

李辅国是肃宗的亲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策划了马嵬之变，因拥立有功，成了大唐最高统帅部的总参谋长（判元帅府司马），“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一切政令信息，均由其掌握。安史乱后，长安光复，李辅国“专掌禁兵”，权力更大，“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常于银台门决天下事，事无大小，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施行，事毕闻奏”。（《资治通鉴》肃宗乾元元年）他节制百官，所有政务均由李掌握，宦官权力大过了政府。关键是，宦官掌握了大唐中央禁军，军权在手，是唐代宦官权力极大的最重要原因。

762年，李辅国拥立李豫，是为代宗。他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资治通鉴》肃宗宝应元年）明着给皇帝说：你就住在宫吧，外面的事儿由我来操办，可见其气焰之嚣张，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史载，李辅国“号为尚父而不名，除司空，兼中书令。”

宦官权力的膨胀，为皇权所不能忍，代宗利用宦官程元振与李辅国的矛盾，免其元帅府司马和兵部尚书职，夺其兵权，并令出居处第。不久，罢其中书令，进爵博陆王。明升暗降，剥夺其实权。762年十月十八日夜，有盗入李辅国宅，杀之，携其首及右臂而去。这明明是一场政治暗杀。

但是，以宦官除宦官，并不能彻底排除宦官的权力，只是以一个宦官取代了另一个掌权而已。所以，程元振成为第三个大宦官。

程元振同样专制禁兵，官至骠骑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封邠国公。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开始拿朝臣下手，毁谤郭子仪、陷害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同华节度使李怀让、左仆射裴冕等人，使得朝野切齿。这一切旨在剥夺大臣和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使自己的军队一支独大。

763年七月，吐蕃20万攻入大震关（甘肃清水），程元振隐匿军情，使长安失陷，代宗被迫出逃陕州。禁军不振，程元振成为孤家寡人，代宗削除程元振官爵，放归三原。吐蕃退后，他化装成妇人，私入长安，为京兆府所获，长流溱州（綦江），代宗念其拥立有功，改为江陵安置。

代宗之所以优待程元振，是因为他虽然掌权，但比起文臣武将来，他不会取代大唐天子。而那些地方实力派们，手中有兵权，则可以随时取大唐而代之。这就是皇权与宦官权力纠缠不断的政治逻辑。

所以，接下来，宦官不得不仍被重用，第四个大宦官出现了。他就是鱼朝恩。鱼朝恩粗通经义，自谓“才兼文武”，代宗竟令他判国子监，讲《易经》。而且，鱼朝恩还成为大唐军队总指挥，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指挥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围安庆绪于邺城，失败，又失洛阳。即便如此，他又被任命为神策军观军容使，统率神策军；吐蕃退后，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封郑国公。为什么他成为军界不倒翁？因为他是制约郭子仪等人的重要力量；郭子仪等军头，才是皇帝更担心的。

 但是，宦官掌权，引起政府的强烈不满，经宰相元载、郭子仪力劝，770年寒食节，代宗缢杀鱼朝恩于禁中。此后短期内宦官不典兵。这是一个好兆头。但是，这个结果是在平乱过程中，地方军头坐大的表现，他们手中的兵力是与皇帝谈判的资本。同时，这也是皇帝最大的担忧之处。

唐德宗时，朱泚、李怀光叛乱后，德宗更加不信任地方实力派，又开始用宦官典兵，并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及枢密使二员，均由宦官出任，当时合称“四贵”。“时（德宗朝）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旧唐书·宦者窦文场霍仙鸣传》）

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宦官的权力，从此宦官之权不可夺，地方实力派也无力与之对抗。他们对皇帝屡行废立，杀宪宗、敬宗，立穆、文、武、宣、懿、僖、昭宗。宦官之祸成为唐后期政治中一大毒瘤。

宦官执政引起士人的不满。因此，顺宗时，发生“二王八司马事件”（或称“永贞革新”），改革的内容之一项即是打击宦官势力，但旋即被宦官沟通地方实力派扑灭。

宦官的坐大，尤其是废立皇帝，引起皇权的不安，皇帝开始谋求剪除宦官势力。双方的总冲突是文宗时的“甘露之变”，李训、郑注受命，借机清除宦官，但由于用人不当，政变失败，宦官反扑，在长安城内大肆屠杀，包括宰相王涯、舒元舆等在内万余人被杀害。皇权与士人集团遭此打击，一蹶不振，无力与宦官抗衡，从此以后，大唐政权为宦官掌握，政府毫无力量，史载：“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太和九年）

想我堂堂大唐，最后几十年竟然掌握在宦官手中。

直到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实力派朱温派军队入长安，诛杀宦官，仅留黄衣幼弱者30人，由宰相崔胤兼管六军十二卫。宦官典兵预政局面结束。但是紧接着，大唐也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