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武汉的外地人往往接受不了:武汉人嗓门大,爱吵架,于是纷纷摇头。武汉人自己往往评价:爱“斗狠”;也有人写作“抖狠”的。其实从我的角度上看,“抖狠”虽没有进入词典,但更加形象生动;很多时候只是“抖一抖”,露一下,表示自己的态度,并不是真的要“斗一斗”。
武汉人这种文化性格,是伴随着汉口的崛起出现的。其实,作为武汉三镇的武昌、汉阳和汉口,在文化上还是很有差异的,三家原本就不在一个行政区内。直到今天,三镇虽然聚拢已久,但仍很难说是铁板一块儿,比如在20年前,一个家住循礼门的汉口人到了武昌广埠屯,就会惊讶地发现口音明显的不同。当然1980年代以后城市发展迅速,这种差异的情况好多了。
三镇融合的结果,就是文化上日益趋向一致性,作为省城的武昌,好像也变得大嗓门了。
如果翻地方志什么的,发现以前大家皱眉头的,都是汉口。这种的描述也出现政府的文件里。
1735年,湖北巡抚何应棻在给雍正皇帝的报告中说,他来湖北以前,就听说“楚俗甚恶,其民甚难制”,但到了以后感觉还好,并不像传言中的那么不能接受;但是,“惟汉镇乃唯利是图者、欺行霸市者、狡猾牙人与贪婪之外来投机者汇聚之区”。到了晚清,1877年,汉口道台何维键在给美国领事的信中也说:“汉口人最喜争吵。”看来,当时的外国人也熟悉了这种民风。
汉口是个移民城市。地方志中动不动就说汉口“五方杂处”,我感觉这本不是个好词,但现在研究者都把它当成褒义了。明末汉口崛起又后,除经商、做工的人们,还有大量的流民涌入。明清以后,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长江流域灾害频发,一遇大灾,受灾百姓即来汉口谋生。所以,汉口不仅仅是一个繁华的商业都会,同时也是一个乱搭乱盖的贫民窟,凡有空地即被搭建成居,以致商人要求政府出面,为自己店铺清理出道路来,但官方一走,道路又被挤占。近代以前,汉口最大的威胁除了水就是火,就与这种拥挤的环境有关,一家失火,基本全汉口遭殃。
所以,不必羡慕当时的“大城市”汉口,比起汉阳城尤其是武昌城,那里的生活环境差远了。据外国人描述,汉口每四年就有一次大水患,一闹水灾,大多数老百姓只能生活在水里,有时在水里呆半年,有的干脆全家被大水冲走了。而武昌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下,据外国人报道,汉口人的生活竟然很平静,也很乐观,乐于接受,令外国人大为不解。其实中国人什么苦没吃过,活着呗,这是中国传统的“乐感文化”,西方很难明白的。
所以我个人感觉,把武汉人的不好性格归结于环境、气候不太恰当,至少不是主因。
是什么原因让武汉人产生“抖狠”的个性,我感觉最主要原因来自社会。
一批外地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熟人社会”消失,如何生存并且更好的生存下去?于是秩序荡然无存。中国人本来内心就缺乏宗教精神,缺乏“敬畏心”,对伦理也只半信半疑。在“熟人社会”里,对秩序的顺从,是因为人人都在固定的社会关系中,不可违背,一早违抗,就会受到这个固定的社会机制的惩罚。比如在乡里偷个鸡摸个狗,那简真是众目睽睽,就要受到经济上和道德上的双重处罚。然而,这只是一种“浅性制约”,一旦脱离了“熟人社会”,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失效,便“无法无天”。汉口社会的乱象基本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狠”,成了一种生存策略。
近代有三大移民城市,上海、天津和汉口,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城市文化,与移民的来源和移已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城市的应对、治理及其效果有关。
为了生存而违背秩序是不是一种正义?当然不是。以前我们总是强调反抗,我要活,所以我反抗。可是你反抗可以,但你的反抗剥夺了别人合法的权益,这就不正义了。
在这种“霍布斯自然状态”下,必然会按某种“社会契约”建立起各种社会组织,那就是行业公会尤其是同乡会。但是,这种社会组织很难起到稳定秩序的作用,反而成为社会冲突的策源地,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无力的,因为政府只能依靠“暴力”解决此种问题,但“国家机器”不可能长期起作用,一旦政府能力弱化,就难又控制全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口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在政府的主导下,社会精英阶层,包括商界首脑和文人开始起作用,他们以超越私利的态度协调社会矛盾,于是城市中“公共领域”出现了。这是与当时外国租界内的管理相类似的一种城市自治机制。
这种自治机制有效吗?汉口一地的历史表明,在早期,民众的反抗对象是政府,精英阶层的确起到了调解作用,避免了社会动荡,也避免了政府大规模镇压。然而,到了19世纪末,民众的矛头却指向了精英阶层,同时精英阶层也失掉了对政府的忠诚,武汉城市“公共领域”的空间受到极大挤压,于是,武昌爆发了革命。
所以,“抖狠”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城市文化性格,完全没有必要津津乐道。可以粗犷,但不可粗俗;可以进取,但不可豪取,必须超越“抖狠”的阶段,形成一种文明、理性、合作的城市品格,为建立“公民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