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达先生
《hello，树先生》前半截现实，后半截超现实，将一个无根、无指望的树先生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展示出来。
某种程度上，树先生很独特，这是因为电影中树先生看似超然的生活哲学，他能够生活在自我的“超现实”空间中。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思考，树先生其实是典型的国人代表，有根却无法扎根，晃荡在一大片荒凉、废弃的土地上，寻找现实的出路，正如电影中的各色人一样。最终，树先生在无法面对的现实之前，选择了逃避，用幻想重新描写自己的生活。
导演韩杰明显受到了贾樟柯的影响，他将电影的角度依然放置在了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遗留的落后残像，电影的画面是灰暗的、破败的，贴合电影中人物的生活状态。与《钢的琴》高度抽离不同，《hello，树先生》的城市是具体的，故事的发生地是具体的，具体到观众都可以将其联系到自己身边那被现代化抛弃了的老城和无法在思想上与时代同步的人们。所以电影的故事异常现实。城市化与乡土的冲突不断显现，拆与不拆，建与不建是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使不情愿，却并不拥有反抗的能力。电影最后，人们拿着钱一哄而散，这是现实的选择，也是现实的无奈。导演很明白这点，因此，《hello，树先生》无意于充当一个文化的批判者，电影揭示了现实，却无力提出改变的方法，也无力给予人们现实的解答。韩杰做出了很明智的选择，将电影的后半部分放置在了超现实的叙事体系当中。虽然生硬的转换造成了诸多观众的不解以及影片情绪的断裂，但这个妥协实属不得已。
贾樟柯是独立导演出身，在独立电影之路上颇有建树，但他所有进入商业领域的电影都遭遇了票房惨败。作为《hello，树先生》的监制，贾樟柯与韩杰所希冀的，恐怕也是在票房与口碑上都有建树的良好局面。所以，这部影片充满了妥协，一方面是向观众妥协，选择王宝强，并以这样一种滑稽的形象出演，本身就是为了影片的观赏效果；另一方面，在剧情内容和指涉上的妥协，则恐怕是出于审查和现实的需要。
韩杰所描绘的树先生，所面临的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焦虑，他考虑不清楚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人生大事，原因在于现实不给他考虑的机会。当他以独特的站姿矗立在村里的时候，任何人对他表面的热乎其实都暗含了对他这个无所事事之人的看不起。韩杰用多个场面描绘了树先生在这个村庄所遭受的冷嘲热讽，反观树先生，他不以为然。突然的一顿暴打让他丧失了对一切的兴趣，开始迷瞪于与灵界勾连的想象空间当中去。导演在此的表达很为突兀，树先生精神状态的转折并没有交代清楚，而其突然对自己人生的掌控能力，则更是超现实起来。放在影片后半段超现实主义的背景当中，树先生的行为被涂上了荒诞色彩，他通过装神弄鬼重新定义了自己，用滑稽夸张的语言重新装扮了自己，一个本来枯黄的树先生变得绿意盎然，大肆讨论起了开发月球的宏伟梦想。虽然树先生有了职业，但他真的寻找到了自己吗？恐怕也不尽然，韩杰给我们的是不完整的答案，树先生究竟是否真正地沉溺、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或者又只是寻求另外一种逃避，这需要观众自己去解读。
在树先生之外，电影为我们展示了更为宏大的文化焦虑。这是独立电影一贯的现实主题，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基层社会，所面临的文化焦虑和困惑要远胜于大都市，这部分群体无法接受到最为前沿的文化冲击，却又要经受最快速的城市建设的影响，两种冲突之下，群体性的焦虑就被展开了。这也是贾樟柯的《小武》、《站台》等影片的立足点，探讨城市化带给人们的空间危机和文化焦虑，正是这类影片更高一层的价值所在。
《hello， 树先生》成也在此，败也在此，韩杰能够将关注点放置于此，但却无法如贾樟柯般放手去演绎这样的文化矛盾，他用了超现实的手法去逃避，放弃了更为现实与深刻的主题挖掘，也放弃了让这部影片成为经典的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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