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异托邦思想   

    福柯1967年3月14日在建筑研究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另类空间”的演讲，[1]指出空间概念经过了一个历史发展沿革，中世纪的空间概念核心是“定位”（space of emplacement），即空间“是一个被分成等级的场所的集合”，如教堂、圣地和非宗教场所等；从伽利略开始，空间概念更被关注的是它的“广延性”（elendue），因为“一个事物的地点仅仅是在它运动中的一点”；今天空间概念的核心是“位置”（site这个词在一些文章中被翻译为“场所”我以为更贴切），即“我们的空间是在位置关系的形式上获得的”，我们都处于一个权力知识的网络之中，因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确定位置就显得至关重要。这种处于复杂关系网络中，并相互影响的空间形式，福柯称作“异托邦”，在描述它的几个特征时，福柯重在强调它在现代社会中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社会、对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并指出这既是一个相对闭合的空间，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福柯讨论规训问题时所提到的学校、兵营、医院、监狱、工厂则都是符合上述特征的、特定的异托邦空间形式。[2]由此可见，这个空间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福柯整个研究的基础，《另类空间》一文翻译者王喆说，“这种另类空间的概念实际上支配了福柯的全部学说”，[3]尚杰在《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一文中也指出：“无论怎样，福柯说，追溯使当代人焦虑的根源时，更多的不在于时间而在于空间，在于人们对组成空间的诸种要素进行重新分配，而时间只是这种关系分配中的一个要素。”[4]

    与其说“异托邦”只是福柯的空间思想，毋宁说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观念。在这篇文章一开始，福柯就强调19世纪最大的困惑是历史学，他指出：“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邻近的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5]这即是说，福柯在本文中讨论的另类空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空间，而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新思考，或者是对传统历史观念的一种颠覆，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新的时间观。过去我们是把历史看成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一个生命的成长进程，但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并不是一种历时性的进程，而只是一种共时性的空间的延伸；福柯用同时、并列、邻近与遥远、并肩等词来形容这种共时性的空间延伸的历史，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都是这个延伸的空间中的一些联系着的点和线而已，而这些点与线交织成了一张网，我们就处身于这张巨大而复杂的网络之中，因而，我们在这张巨大而复杂的网络中的位置就决定了我们的一切。

    在《知识考古学》引言中，福柯借评价“年鉴学派”历史学研究指出：“那些被称为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还有文学史的学科，无论它们有什么特殊性，也不管它们叫什么名称，其中大部分已有悖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方法。人们的注意力从原来的‘时代’或‘世纪’这样的广阔单位转向了不连续性和断裂现象。如今人们的一种尝试是在人类思想长期的连续性中，在个体精神或集体心理的确定性和同质体现中，在从一开始就取得一定成就的科学，顽强地求得生存与发展中，在某种特殊的类型、形式、学科，或某项理论活动的持久性中，转向去探测中断的偶然性。这些中断的地位和性质是变化多样的。”[6]福柯就是要彻底颠覆传统意义上被理性建构起来的线性的，连续的历史话语，而代之以他所理解的断裂的、偶然的、非连续性的真实的历史，也即是一种空间化的历史，一种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历史。纵观福柯关于临床医学、精神病院、监狱与惩罚和两性关系的考察与研究，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空间的历史观，比如《疯癫与文明》中对精神病症的考察，他并不是从医学的进步以及人们对精神病症知识的积累来看精神病院的诞生，而是尽量还原那个时代，还原当时影响着人们认识和对待精神病症的政治、经济、宗教、司法、医学等因素构筑起来的那个复杂的网络，来看精神病院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于是精神病院就成为一个空间历史中的异托邦。

    他提出异托邦有六个基本特征，第一，“世界上不可能不存在一个不构成异托邦的文化”。即是说世界文化呈现着多元共存的特征，这种多元文化本身就是异托邦。第二，在“社会的历史中，这个社会能够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使存在的和不断存在的异托邦发挥作用”。这即是说每一个时代一个相对不变的社会就是一个异托邦，每一个异托邦发生作用的形式是不同的。第三，“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就像在戏剧舞台上，可以将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地点和事件连接起来。第四，“异托邦同时间片段相结合，也就是说为了完全对称，异托邦为把何物称为“异托时”开辟了道路”。这里说的异托邦在隔离了空间的同时，也把时间隔离开来，使之成为碎片和碎片的拼贴，他称这种时间片段为异托时。第五，“异托邦总是必须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这是说异托邦是既开放又关闭的系统，不同的异托邦之间既相互隔开，又相互渗透。第六，异托邦有两个发挥于极端之间的作用，“异托邦有创造一个幻象空间的作用，这个幻象空间显露出全部真实空间简直更加虚幻，显露出所有在其中人类生活被隔开的场所”。即异托邦既创造了一个虚幻的空间，同时这个虚幻的空间又揭示了全部的真实空间。[7]

    从这六个特征来看，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概念，首先是一个空间与时间的统一体。在这里既没有绝对的空间，也没有连续性的时间，空间不再是三维立体空间，而是多维的拓扑空间，是包含了历史维度的空间。时间也不再体现为一种连续的进程，而是转变为空间延伸的时间；其次，异托邦之间是异质的。世界不再是由某种理念整合起来的，有着最高法官和至高无上主宰的统一体的先验幻想，而是由异质的多元文化构成的异托邦的联合和并置。在每一个异托邦之中，不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适性的理念基础，诸如理性、进步、目的等等，也不存在共同的发展模式与标准，有的是不同因素、以不同方式组合起来的复杂的网络系统在对现实政治、经济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当然不同的异托邦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这里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福柯接受了近代文化哲学和年鉴学派历史学的思想成果，在分析社会的发展变化时，更为重视的是不同文化所产生的作用，这就是他在《知识考古学》中所强调的“长时段”历史的意义；再次，异托邦联结起了历史与现实，使之形成一个特殊的空间拓扑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丧失了连续性的历史，不再以其完整的事件以及系列的进程存在，也不再以此来对现实产生作用，而是变成了一种碎片的存在，每一个碎片都成为某种新的意义和新的作用的生长点，共同构成了决定我们处身位置的现实网络中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今天说起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历史事件，其实我们谈到的只是一种话语的碎片而已。最后，异托邦是人们使用话语对现实的一种把握，因而它必定要遵循话语的规则，即稀少性原则，只有很少的内容是可以说出来和被说出来的，但同时，当我们要把这种现实系统化时，又不得不加入我们的判断、推理和想象，因而福柯说这是一个幻象的空间。然而，这些话语却又是今天我们与现实之间的唯一联系，不管其中有多少幻想的成分，但这毕竟是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它反映了最真实的现实。在此，福柯是接受了自索绪尔以来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再设定一种真实的、客观的现实的存在，把人们的语言看作是对其的反映，而是将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本体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