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名叫“狮子”的大师

今年，如果有充分的时间的话，本来是要写点更有价值的文字，来纪念托翁的。他的《战争与和平》，读完，已有十年，但其中的人物，常常会在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时浮现出来，一较短长，胜者，总是托翁那些不朽人物。这样一位“莽撞”的作家，像“狮子”一样冲进文学界，昂首阔步，傲视群雄。托翁为什么骄傲？托翁一生，尤其是其漫长人生中最终所思所虑的，又是什么？可能已经不再是贵族们的“战争与和平”了，而是俄罗斯的再一次“复活”。他想到了一切，他说出了一切，但他把脸转了过去，坚定不移地给革命者念“圣经”。

近读梁赞诺夫《俄罗斯史》，此书虽是美国通用俄罗斯史教科书，幽默风趣，并不刻板。我专挑我感兴趣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化史看。梁赞诺夫评十九世纪晚期俄国文化，论及托尔斯泰，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的话，那么托尔斯泰一定堪称此殊荣”。

梁赞诺夫是美籍俄裔，出此语，可见对先人的推崇与自豪之情。当然，俄罗斯人确实是有这个资本的，如果托尔斯泰不称第一，谁敢说第二？骄傲如美国公牛海明威，也对托尔斯泰畏避三分。

好斗成性的海明威说：“我不声不响开始写作，慢漫地，我打败了屠格涅夫先生。接着我严格训练自己，我又打败了莫泊桑先生。我与司汤达先生两局打成平手，在决胜局中，我想我还是以微弱的优势占了上风。可是谁也没法拖我到拳击场上去和托尔斯泰先生比个高低，除非是我疯了，或是我的水平还在不断提高。”海明威这翻话，有些托大，很多文学史家恐怕要不服气。不过，我倒很赞赏海明威的直率。在现实主义这跟链条上，海明威确实是可以和前面几位高手过过招的。托尔斯泰远高于海明威，这大概也是不刊之论。

我从来不乐意评价这名俄罗斯大师。

十七八岁的文学少年，大多怀揣小说家梦想，日夜想着写个惊天其泣鬼神的小说出来，足慰平生。很不幸，我在其中。更不幸的是，大梦未醒之际，读了托尔斯泰。

在中学的宿舍，缩被窝中，打着手电筒看托尔斯泰的《一个地主的早晨》，枯燥无聊，硬是看了下去，那时候可供选择的书不多，所以看托尔斯泰，不是喜欢，而是勉强。年轻时看小说有个习惯，拿起书来，无论好坏，一字不落，全部读完。读托尔斯泰，就是从他的中短篇小说选开始看起的，已然忘记是哪个出版社的本子，总之是看完了，未曾有好印象，托翁讲故事，根本不从好看着眼，而尽钻社会小说路子。太年轻，读不懂，也在情理之中。唯一还有些记忆的，是照例作为托尔斯泰小说选开篇的《卢瑟恩》。高二的一个暑假，闷在家里，就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实在是件很沉闷的事情。偶尔有动心之处，但大多数情况是沉闷。关于托尔斯泰的猛烈印象，来自《战争与和平》，也是读高中，从高三一直读到高复，书读完了，连带书中犹如的历史评论，一字不落，全看。关于托尔斯泰洋洋洒洒的历史评论的印象，实在太坏，唯有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可堪一比，此书中有一章，专门讲“圣母院”的构造，我连教堂都没见过，要叫我读下如许多的文字，真是受了份大洋罪。那时读书，不晓得投机取巧，什么跳行跳段，全不会，更别说是跳章节。不过，至此之后，也就慢慢对写实主义生出一份敬畏与恐惧，左拉的书，就不敢看了。

按我读过的西洋古典小说做比较，基本认定，读了巴尔扎克的，还是有救的，起码还敢去写小说的，这个世界未到尽头，读过托尔斯泰的，基本上算是和小说绝缘了，小说世界一团漆黑。后来读茅盾著名的《子夜》，一看便知框架结构，全部取自《战争与和平》，但茅盾的人物，个个好似机器人，才力不及，画虎不成反类犬。巴金有个中篇小说，似乎是《憩园》，结构与《被侮辱与损害的》相类，但也是形似神不似。俄国的大师们的东西不好学，也不好仿，往往邯郸学步，前人早就用失败验证了这个道理。

托尔斯泰还有一个更为奇特的之处，就是压根不考虑读者感受，称之为作者中心主义。

这家伙的小说是怎么写的？他的《战争与和平》，原题叫《1805——1825》，这个题目像不像是个史学论文呢？稍微学过点俄国史的，基本上都知道大概是这么个历史，反法同盟与拿破仑的战争、拿破仑侵俄战争、十二月党人革命。全是俄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拿比中国历史的时段来比较，就是从1936写到了1989年。而事实上，托尔斯泰的宏图大志，更在小说之上，他要讲历史哲学，借小说这个平台，梳理清楚这个大时代的历史根源和内在动力。

结果可想而知，托尔斯泰写不下去了。《1805——1825》写了二分之一，就是四大卷的《战争与和平》。根本原因，还在于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确实不高，他要表达的东西，在四大卷完成的时候，差不多讲完了，所以小说到此，也就只好煞尾了。最近看一个英语世界100本书排名，《战争与和平》位列第一。

写完《战争与和平》（1861——1868），再过了几年，也就是1873年，托尔斯泰的兴趣变了，打算探讨一下当下的历史。他着力于1861年的俄国大改革，于是，就有了《安娜·卡列宁娜》。

关于《安娜·卡列宁娜》，几乎令所有读者都抱怨列文无休无止的啰嗦，为什么要生硬地加入这个关于列文和吉蒂的复线叙事？仅凭安娜，托尔斯泰早就让包法利夫人黯然失色了。我只能认为，托尔斯泰本来想写的，就是列文。还是和《战争与和平》一样，他要讲的，不是一个美丽女子的悲剧，而是俄罗斯的大时代、大故事。关于列文这个人物，其实托尔斯泰早进《一个地主的早晨》，那时候，列文的名字，叫聂赫留多夫。

托尔斯泰几大作品，男主角其实只有一个。《一个地主的早晨》的地主聂赫留多夫在《战争与和平》变成了皮埃尔，到了《安娜》，变成了列文，到了《复活》，托尔斯泰连姓名都懒得改了，还叫“聂赫留多夫”，——反正，故事都属次要，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安娜·卡列宁娜》之后，托尔斯泰似乎不想写小说。不想写了，写得烦了，就专门写文艺理论，或者从事农村的教育工作。托尔斯泰骂莎士比亚缺乏教养，骂莫泊桑写得糟糕透顶、令人厌恶，甚至于否定整个西方世界的重要文学家。我印象中，托尔斯泰伯爵有一度似乎只对荷马与但丁还保留了一丝好感。这些言论，大概出自十九世纪八十年托尔斯泰精神混乱时期。很难想象一个写了一本堂堂正正的《论艺术》著作的作者，竟然将整个西方文艺全部否定了。托尔斯泰不写小说的1880年代，似乎还出于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根本上觉得小说这个事情，实在太没出息了。

不过，到了一八九零年代，托尔斯泰的思想问题解决了，他又写小说了，这就是《复活》。关于《复活》，无须介绍，这本小说，上来就和《圣经》一样开了个头：天翻地覆、万物生成、万物破坏。小说的结尾，托尔斯泰伯爵又让革命党人在阅读《圣经》中获得了灵魂的救赎。托尔斯泰想干的，就是要教育革命者，是让要革命者学会“托尔斯泰主义”——波良那的“沙皇”在他的小说世界里看到了革命，看到了罪恶，看到了流血，看到了暴力，看到了抗争与愤怒，不过，他确始终一本正经地要教育革命者“不抗恶”！

关于《复活》，有一个说法，是托尔斯泰为了筹集资金写的。他要在农村搞改革，但是缺少资金。他原先的稿费，全部卡在他那位善于管束大师的妻子身上了。

终于，这位小说大师在晚年的结局，成了一个絮絮叨叨的说教家、“托尔斯泰主义”的精神领袖以及沙皇和教宗都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的异类。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回忆称，俄罗斯有两个沙皇，一个在彼得堡，另一个在雅斯纳亚·波良那。波良那的那位，就是名叫“狮子”（Leo）的托尔斯泰。伟大的短篇小说之王、戏剧大师契诃夫活在托尔斯泰时代，胆怯地讲，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契诃夫也是世界级、百年不遇的大师，奈何就撞上了托尔斯泰。

巴尔扎克或许死的时候会想，我到底干掉拿破仑了没有，托尔斯泰一提笔，拿破仑就兵败莫斯科，仓皇奔窜。等到他死在那个孤寂寒冷的小车站的时候，全世界的新闻记者、沙皇密探、秘密革命党人、崇拜者、农民、“托尔斯泰主义”信奉者全部汇聚到这个叫阿斯塔波沃的车站。

还能对托尔斯泰讲什么？他死了，搞现实主义的，崇奉他的，如丧考妣，想自创新路的，全松了口气，大师总算是被他媳妇气死了。但是别忘了，纪德讲过，埋伏在托尔斯泰山峰背后的，还有座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更高山峰，若隐若现。《伪币制造者》作者纪德也是大师，透过托尔斯泰，望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觉高山仰止、寒气逼人。

张晓波

2009-5-4

2010年5月10日2:1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