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与安内

作者：晓波

http://www.mrzl.com/newss/mr/uploadfile/UploadFile/20064595126157.jpg

                      崇祯帝朱由检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明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死去。标志性事件是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煤山自缢。这一年，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太平的一年。北京城在一个月之内两度易手，走马灯似的来了三位皇帝和四支军队：三位皇帝是崇祯帝、李自成和爱新觉罗·福临；四支军队是明军、大顺农民军、清军和吴三桂叛军。

天下要大乱，或许士大夫和老百姓都想到了。黄河以北连年天灾人祸，蝗旱交加，灾民饥饿到“人相食”、“枕籍而死”、“百里之内不闻人烟”。照理说，出现这种情况，朝廷有义务赈济灾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朝廷的赈济始终没有来，非但没来，辽饷还要招收不误。所谓“辽饷”，就是和东北建州女真打仗用的银子，随着东北战事的“屡战屡败”，辽饷就越征越多。辽饷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到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520万两。崇祯四年(1631)，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667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552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740两。对比之下，万历五年的国家税收总收入不过是436万两银子。

羊毛来自羊身上，民到了“人相率而食”而辽饷一天高过一天，难免就是逼民为寇。有了寇，朝廷就有必要剿灭，寇势越剿越大，于是又弄出“练饷”、“剿饷”。于是，大明朝的局势从万历末年的攘外到了崇祯朝的“攘外与安内”并举。当然崇祯不是西太后，能想出个“量中华之无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妙计，崇祯的脑袋里满脑子是祖宗的江山基业，要做中兴之主。辽东自不能让与满洲——况且即使崇祯拉下天朝上国的脸把辽东让给了满洲，也未必见得满洲肯就此罢休。流寇也是要肃清的，不肃清，流寇就要夺了祖宗的江山基业，崇祯帝岂不是有负列祖列宗？于是，攘外与安内两策并举，终至亡国。

崇祯帝的最高决策对与不对，当然留待后世很多讨论。当时就有大臣建议放弃北方，迁都南京，崇祯也有此想。但是等到他真的想迁都的时候，农民军已经把退路给堵了。一朝天子，当然拉不下脸来给新朝天子当顺臣。所以也只好以身殉了大明朝的江山社稷。

实际上明朝末年遭遇的尴尬不应当仅仅归之于政策性失误。中国传统王朝的税收特点就是以农业税为中心，古圣的教导也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照顾农民的利益，尽可能少征收农业税，这是帝国稳定的中心任务。推行轻徭薄赋势在必行。问题是，有限的财政收入根本经不起大规模的战争。打仗自然是花钱的事，但是打仗的银子肯定是要从黎民的口袋里出的，作为暂行的手段，如果辽事在一两年之内平息下去，自然是户部出点亏空而已，战争悬而不决，就逼迫了朝廷征收新税——辽饷。新税本身只是一种暂行的办法，目的还是把辽事给迅速解决，但与建州的战争从万历末到崇祯死，整整打了三十年，辽事非但没有解决，还硬生生打出一个可与之争天下的强敌。这时候，黄河以北的一场旱灾下来，帝国就猝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