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诗人的大约对媒体是既痛恨又鄙薄的,痛恨的是媒体从来不关注诗人们在干什么——主流的除外,鄙薄的当然是鄙薄媒体的轻薄。不过最近诗人们都在媒体上出了把风头,尤其是北京文化界的废话派诗人,既搞朗诵会,又闹裸奔,并且获得了某些报纸整版整版的报道,据说快要出废话派诗集了。到时候的销路我们拭目以待。跟诗人们一样,有些似乎在世界边缘的文化人物最近也复活了,其中之一的是在89年去世的陶菊隐,本次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洋洋巨著《武夫当国》,此书号称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究竟是不是中国北洋政府的“光荣与梦想”我们姑且不论,此书能否在发行量上追上2004年的超级畅销书《光荣与梦想》我们则可拭目以待。
当然上一周最让人关心的无疑是诺贝尔文学奖了。这个奖项让中国文化界格外的揪心。人家评诺贝尔,咱们总是在替老外排忧解难或者大搞民意调查,不过,2000年之后的诺奖,套句俗话是“地球人都不知道怎么评的”,每年得奖的主都让人瞠目结舌,总之是搞不明白老外的文学比赛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总之是咱们的北岛、余华之类全没戏。诺贝尔文学奖出来了,得主是土耳其作家帕幕克。除了土耳其人和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还有谁知道帕幕克吗?当然有,上海译文出版社此前翻译了他的作品——《红》。恭喜上海译文社,买到了头彩,又有了本畅销书。谁敢怀疑下周畅销书小说第一名不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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