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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仲达：荒诞年代里的思想者
(2006-04-21 14:55:56) 张兄那篇《我生在一个荒诞的年代？》道出了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困惑，世界开始变得荒诞了。原有的和谐开始被慢慢撕裂，柏拉图式的爱情不复存在，到处遍布着无耻，人是物欲底下可笑的玩具，都象拉斯缔涅与拉斯科利尼科夫一样挣扎在物欲的包围里，人在社会高速的机器里宿命地打磨，贫穷在折磨着人，理想呈现出持续破败后的荒凉。“上帝死了”成了人走向堕落的根据，一切一切都变得毫无理由不需要理由，一切价值沦为相对主义的时代。作为拒绝与这个堕落时代合作的个体知识分子，怎么办呢？寻找一个反抗的理由！成了张兄这样知识分子的宿命。于是研究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艰难中求索，成了他增强精神底气的选择。
张兄那些关于俄罗斯文学札记之类的东西，时常缠绕着我的灵魂，久了，多了，竟让我觉得不写下来有点难受了。我反复看了这些文章，脑里有一疑惑，他为什么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 这从他对俄罗斯作家的描述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为那些不合适宜的思想而肃静，为那些激情澎湃的文字而陶醉。
可能是受到鲁迅先生对俄罗斯文学的推崇有关吧，两个伟大的民族有着太多相似的背景，两种不同精神气质的知识群体，时常逼迫知识人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那些荒诞的年代里，为何中国的知识人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个体的尊严，而俄罗斯知识分子却保持了思想者的尊严呢？象当下一些焦灼的知识者一样，我把眼光投向与中国相似的境况而做得比中国更好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俄罗斯存在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思想、行动传统。18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拉吉舍夫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便诞生了。由于高贵的灵魂，他们会为了人类的苦难去流放和反击，为了人类苦难而直面与担当，为了思想而受难。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特的文化品质与精神气候，从而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知识分子传统，进而影响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这种传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参照系。
带着摆脱精神困惑的渴望，仔细阅读了张兄的札记，我与一种高贵的精神不期而遇：普希金在呼唤自由与光明，高唱爱情与友谊之歌；屠格涅夫带领着人们走进俄罗斯的森林和草原，享受温煦的阳光，倾听那来自白桦林的絮叨；托尔斯泰散发着太阳般的光芒，引领“羊群”走进他的“基督”，走进“爱”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的则是阵阵阴风，从那黑暗的深处不时传出一声声弱者凄惨的呻吟，像一把尖刀刺透人心……在俄罗斯那些曾有过的黑暗里，这些高贵的头颅发出他们的声音，反抗着政治的非人奴役。苏联成立之初到五十年代解冻之前，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知识分子受尽磨难：帕斯捷尔纳克受压迫而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叶赛宁被克格勃毒打致死；法捷耶夫不堪忍受当局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不甘做走狗而自杀；马雅科夫斯基自杀……保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致的，一个标榜民主和自由的虚伪政权是不会放弃对他们的疯狂的打压的。在俄罗斯白银时代，面对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迎着随时都会被流放、监禁，甚至秘密处决的危险，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施塔姆、罗扎诺夫、别尔嘉耶夫……等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高擎着由普希金、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传承下来的人文品格和自由精神，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言说和抗争，用全部生命承担整个民族的苦难。他们不但没有怨天忧人，反而“担心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斯妥耶夫斯基）。
面对一个疯狂、 战乱 、凌乱 、屠戮的时代，知识分子在做什么呢？“文革”期间知识界认贼作父、卖身求荣、你搞我我搞你的丑事，层出不穷。更远一点，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两千年来，中国文人始终都是在先秦诸子划定的思想范围里打转转，祖先的状态，竟然成了后辈的精神大限。一个人被内心的黑暗逼到极处，实在忍受不了的时侯，他总要找个什么东西作为精神的支撑。但是，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陷入那个精神黑洞里，无从突围。 张兄反思到，中国古典作家的终极目的是政治；而俄国文学家的终极目的是道德。中国古典文学强调“以文载道”，所谓道，就是政治秩序，中国文人的立身准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人们大多有孔夫子式的野心，而多数是失意落魄，只有“独钓寒江雪”的份！俄国的大文学家，首先是一个道德家。在俄国文学史上，艺术与道德有着近乎完美的结合。且不提列．尼．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高尔基这位宗教怀疑论者，首先也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只要随手翻几页《不合适宜的思想》就可以知道他对杀戮的愤恨，对人类鲜血的珍惜。“爱”充实了俄罗斯艺术的灵魂，使艺术散发出了更加灿烂的光辉。这种“爱”有的来自西方的近代人道主义，而更为显著的是土生土长的俄国本土力量，这股本土力量强大得近乎疯狂。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作家——列·尼·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都陷入了宗教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绝不是偶然的。正是宗教给了托尔斯泰无限的热情，才有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和《复活》，正是宗教热情支持托尔斯泰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一个爱与宽容的世界。
张兄把俄中知识分子的区别归为道德和政治，在我看来是不够的。当下有一种硬拿俄罗斯知识分子苛刻要求中国知识分子的说法，要具体分析。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都被权力者纳为自己的阶层。王富仁先生对此分析十分到位，他指出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俄国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他们以前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出身於贵族阶级。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贵族中更具有青春热情、更具有敏锐社会感受力的一部分贵族青年，文化知识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思想视野。赋予了他们为俄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发展而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贵族中更具有青春热情、更具有敏锐社会感受力的一部分贵族青年，文化知识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思想视野。赋予了他们为俄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发展而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则是崇高的、严肃的。在这种文化观念中，文化滑头、文化小丑、文化小贩是极少能够容身的，而那些真诚地关切着民族的前途、俄国的命运而又在社会实践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栖息地的知识分子则会自然地集中到知识分子的队伍当中来。这种文化观念在根本上不同於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开始就不是社会的支配者，他们是为社会的支配者出主意的人。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始终更近於一种法术性的东西，它是可以被社会的支配者所运用而达到他们的社会治理目标的法术。知识分子是社会建筑图样的设计者，而把这个图纸变为实际的社会建筑的则是政治家。中国知识分子无法脱离开政治家而独立地作用於社会，一切的文化都是包含在政治家的政治实践之中的。除此之外，文化就是纯个人的，是知识分子自娱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一种生存方式，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如果说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创造的文化产品，不能不是崇高的，越是优秀的产品越是崇高的，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文化产品则自然地分向两途：为社会亦即为政治的，为个人的。
俄国文化的发展，逐渐把大量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包容在自己的内部，他们通过这种文化传统把自我从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到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人性价值的崇高精神境界中去，成为整个俄国社会和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动力，而不是把文化变为自己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物质实利的谋生手段。其次，俄罗斯文人与战士是同体的，在中国，文与武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文人与战士是严格区分的。俄国文化和俄国知识分子中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向，即与宗教意识的结合。具体说来，社会的责任感、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在列夫·托尔斯泰（俄罗斯知识分子）这里是融为一体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不是逃避现实的思想表现，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软弱无力，而是把个体的生命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的一种精神途径。这种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可以说是俄国文化与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使俄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能够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
通过上述，可以得出启示：中国缺乏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社会的责任感、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尤其是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中国知识分子虽不乏社会责任感的个案，但从总体上构成不了一种强大力量。中国缺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独立阶层是事实，而且要想成为独立阶层也很困难，这具体牵涉到体制问题。但有一点可以做的就是，作为个体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面对精神黑洞，摆脱实践理性的麻痹，冲出物质世界制造的圈套，提升卑琐的精神，实现认识上的飞跃。通过引进信仰这种文化传统把自我从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到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人性价值的崇高精神境界中去，长期浸淫于无神文化传统的知识人，要排除对宗教的误解，不应把宗教当作个人软弱无力的表现，而应是把宗教个体的生命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的一种精神途径。这一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作为个案的摩罗、 刘小枫、 任不寐、 谢有顺、 北村等的精神转变，昭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
“上帝死了”，我们该怎么办呀？张兄的这个命题也在折磨着我，对于这样的困惑还将持续弥漫在周围。通过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解读，我知道了以后的精神出路。张兄对中国知识人精神欠缺的挖掘，很有必要，回避灵魂的追问曾是我们的重病，现在到了摆脱的时候了。
张兄那些关于俄罗斯文学札记之类的东西，时常缠绕着我的灵魂，久了，多了，竟让我觉得不写下来有点难受了。我反复看了这些文章，脑里有一疑惑，他为什么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 这从他对俄罗斯作家的描述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为那些不合适宜的思想而肃静，为那些激情澎湃的文字而陶醉。
可能是受到鲁迅先生对俄罗斯文学的推崇有关吧，两个伟大的民族有着太多相似的背景，两种不同精神气质的知识群体，时常逼迫知识人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那些荒诞的年代里，为何中国的知识人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个体的尊严，而俄罗斯知识分子却保持了思想者的尊严呢？象当下一些焦灼的知识者一样，我把眼光投向与中国相似的境况而做得比中国更好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俄罗斯存在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思想、行动传统。18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拉吉舍夫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便诞生了。由于高贵的灵魂，他们会为了人类的苦难去流放和反击，为了人类苦难而直面与担当，为了思想而受难。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特的文化品质与精神气候，从而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知识分子传统，进而影响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这种传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参照系。
带着摆脱精神困惑的渴望，仔细阅读了张兄的札记，我与一种高贵的精神不期而遇：普希金在呼唤自由与光明，高唱爱情与友谊之歌；屠格涅夫带领着人们走进俄罗斯的森林和草原，享受温煦的阳光，倾听那来自白桦林的絮叨；托尔斯泰散发着太阳般的光芒，引领“羊群”走进他的“基督”，走进“爱”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的则是阵阵阴风，从那黑暗的深处不时传出一声声弱者凄惨的呻吟，像一把尖刀刺透人心……在俄罗斯那些曾有过的黑暗里，这些高贵的头颅发出他们的声音，反抗着政治的非人奴役。苏联成立之初到五十年代解冻之前，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知识分子受尽磨难：帕斯捷尔纳克受压迫而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叶赛宁被克格勃毒打致死；法捷耶夫不堪忍受当局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不甘做走狗而自杀；马雅科夫斯基自杀……保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致的，一个标榜民主和自由的虚伪政权是不会放弃对他们的疯狂的打压的。在俄罗斯白银时代，面对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迎着随时都会被流放、监禁，甚至秘密处决的危险，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施塔姆、罗扎诺夫、别尔嘉耶夫……等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高擎着由普希金、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传承下来的人文品格和自由精神，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言说和抗争，用全部生命承担整个民族的苦难。他们不但没有怨天忧人，反而“担心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斯妥耶夫斯基）。
面对一个疯狂、 战乱 、凌乱 、屠戮的时代，知识分子在做什么呢？“文革”期间知识界认贼作父、卖身求荣、你搞我我搞你的丑事，层出不穷。更远一点，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两千年来，中国文人始终都是在先秦诸子划定的思想范围里打转转，祖先的状态，竟然成了后辈的精神大限。一个人被内心的黑暗逼到极处，实在忍受不了的时侯，他总要找个什么东西作为精神的支撑。但是，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陷入那个精神黑洞里，无从突围。 张兄反思到，中国古典作家的终极目的是政治；而俄国文学家的终极目的是道德。中国古典文学强调“以文载道”，所谓道，就是政治秩序，中国文人的立身准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人们大多有孔夫子式的野心，而多数是失意落魄，只有“独钓寒江雪”的份！俄国的大文学家，首先是一个道德家。在俄国文学史上，艺术与道德有着近乎完美的结合。且不提列．尼．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高尔基这位宗教怀疑论者，首先也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只要随手翻几页《不合适宜的思想》就可以知道他对杀戮的愤恨，对人类鲜血的珍惜。“爱”充实了俄罗斯艺术的灵魂，使艺术散发出了更加灿烂的光辉。这种“爱”有的来自西方的近代人道主义，而更为显著的是土生土长的俄国本土力量，这股本土力量强大得近乎疯狂。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作家——列·尼·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都陷入了宗教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绝不是偶然的。正是宗教给了托尔斯泰无限的热情，才有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和《复活》，正是宗教热情支持托尔斯泰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一个爱与宽容的世界。
张兄把俄中知识分子的区别归为道德和政治，在我看来是不够的。当下有一种硬拿俄罗斯知识分子苛刻要求中国知识分子的说法，要具体分析。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都被权力者纳为自己的阶层。王富仁先生对此分析十分到位，他指出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俄国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他们以前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出身於贵族阶级。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贵族中更具有青春热情、更具有敏锐社会感受力的一部分贵族青年，文化知识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思想视野。赋予了他们为俄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发展而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贵族中更具有青春热情、更具有敏锐社会感受力的一部分贵族青年，文化知识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思想视野。赋予了他们为俄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发展而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则是崇高的、严肃的。在这种文化观念中，文化滑头、文化小丑、文化小贩是极少能够容身的，而那些真诚地关切着民族的前途、俄国的命运而又在社会实践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栖息地的知识分子则会自然地集中到知识分子的队伍当中来。这种文化观念在根本上不同於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开始就不是社会的支配者，他们是为社会的支配者出主意的人。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始终更近於一种法术性的东西，它是可以被社会的支配者所运用而达到他们的社会治理目标的法术。知识分子是社会建筑图样的设计者，而把这个图纸变为实际的社会建筑的则是政治家。中国知识分子无法脱离开政治家而独立地作用於社会，一切的文化都是包含在政治家的政治实践之中的。除此之外，文化就是纯个人的，是知识分子自娱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一种生存方式，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如果说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创造的文化产品，不能不是崇高的，越是优秀的产品越是崇高的，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文化产品则自然地分向两途：为社会亦即为政治的，为个人的。
俄国文化的发展，逐渐把大量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包容在自己的内部，他们通过这种文化传统把自我从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到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人性价值的崇高精神境界中去，成为整个俄国社会和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动力，而不是把文化变为自己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物质实利的谋生手段。其次，俄罗斯文人与战士是同体的，在中国，文与武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文人与战士是严格区分的。俄国文化和俄国知识分子中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向，即与宗教意识的结合。具体说来，社会的责任感、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在列夫·托尔斯泰（俄罗斯知识分子）这里是融为一体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不是逃避现实的思想表现，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软弱无力，而是把个体的生命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的一种精神途径。这种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可以说是俄国文化与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使俄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能够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
通过上述，可以得出启示：中国缺乏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社会的责任感、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尤其是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中国知识分子虽不乏社会责任感的个案，但从总体上构成不了一种强大力量。中国缺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独立阶层是事实，而且要想成为独立阶层也很困难，这具体牵涉到体制问题。但有一点可以做的就是，作为个体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面对精神黑洞，摆脱实践理性的麻痹，冲出物质世界制造的圈套，提升卑琐的精神，实现认识上的飞跃。通过引进信仰这种文化传统把自我从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到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人性价值的崇高精神境界中去，长期浸淫于无神文化传统的知识人，要排除对宗教的误解，不应把宗教当作个人软弱无力的表现，而应是把宗教个体的生命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的一种精神途径。这一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作为个案的摩罗、 刘小枫、 任不寐、 谢有顺、 北村等的精神转变，昭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
“上帝死了”，我们该怎么办呀？张兄的这个命题也在折磨着我，对于这样的困惑还将持续弥漫在周围。通过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解读，我知道了以后的精神出路。张兄对中国知识人精神欠缺的挖掘，很有必要，回避灵魂的追问曾是我们的重病，现在到了摆脱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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