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野蛮之路
　　——布尔加科夫《狗心》读后
　　
　　
　　作者：张晓波
　　
　　
　　
　　据说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是给两种人写的：一种是在自由秩序之下尚不知足，要用理性去规划世界的“理性自负”者；另一种则是痛苦挣扎于“理性自负”之中的奴役们。在该书中，哈耶克凡是批判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时候总不忘在括号中加上苏联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希特勒与斯大林同为上个世纪人类极端自负的撒旦，看来不言自明了。布尔加科夫的小说《狗心》似乎也要对两类读者讲述这么一个故事：人类理性的自负导致野蛮；构筑此种野蛮的正是文明的理性人，遭受野蛮迫害的也正是文明的理性人。不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似乎仅仅在于提醒两类读者，对于第一类文明人，他给予警告：千万不可相信来自布尔什维克或者法西斯的变态道德而追求理性的极端；对于第二类读者，他希望能给人们以警醒：你们正生活在奴役之中而不自知。布尔加科夫则不然，他描绘了一幅通往野蛮之路的漫画，并试图开出了俄罗斯小说家常有的药方。
　　小说《狗心》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讲的是普通的街头流浪狗沙里克移植了某个流浪汉的脑髓之后，慢慢具备人形，但不幸的是，忠厚温顺的流浪狗移植了人脑之后竟成了道德变态且半人半狗的劣质产品。这个名叫“沙里科夫”的“人狗”不断迫害进行脑髓移植的著名教授，骚扰邻里四方，诱骗良家少女，最后竟试图杀害教授，幸亏教授的助手博尔缅塔夫在关键时刻制止了悲剧的发生，教授菲利普·菲利波维奇终于翻然悔悟，为“人狗”重新移植回流浪狗“沙里克”的脑髓。故事结局之时，沙里克躺在教授家的地毯上愉快地想着：
　　“我运气真好，真好，好得简直没法说。我算在这幢房子里定居了。现在我绝对相信我的血统不纯，里边不会没有纽芬兰狗的种气。我奶奶当年肯定是条放荡的母狗，喔，愿老祖宗在天国享福。确实，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头上切了好些口子，不过，结婚前会长好的。我们向来不操这份心。”
　　这个故事到这里算是圆满地划上了句号，依照老教授的话说是，“我研究的完全是另外一个课题，是优生学，是改善人种”，而不是把一个“流氓、醉鬼、猪猡”改造成优等人种。整部小说也说明了布尔加科夫的一个思考：人类的恶行劣迹无可更改，即使是来一次手术，也只能是相貌上改变而不是精神品质的改变，更有可能是，本来不完整的人再配上狗的行动机制，造出来的只能是无耻之尤的废物。
　　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中也有几个作家询问过手术刀是否能起到割除社会毒瘤的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反革命”小说《群魔》中，革命恐怖主义首领彼得询问众人：面对当前局势，我们的办法是拖拉机过沼泽呢，还是象乌龟一样慢慢爬行？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中的主角涅日达诺夫似乎无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手术刀，立马切除社会的毒瘤，而不是等浓疮化脓，竟至无可救药，全身腐烂而死。不过两位作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相径庭，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认为“拖拉机式”的革命是来自“西方的瘟疫”，俄罗斯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得到新生，而屠格涅夫的认为祛除社会毒瘤应该依靠工业化——一种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分配的新型工厂。而布尔加科夫的问题是，现在“手术”完成了，却弄出个“道德变态”的杂种，怎么办？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与布尔加科夫是在两种不同语境之下提出“手术”问题的，前二者的问题是要不要来一次“手术”，后者的问题是来一次“手术”就能成功吗？——布尔加科夫的回答显然是“不”！在他看来，不是还需要再来一次脑髓移植，把“人狗杂种沙里克”变回“驯良温顺的流浪狗沙里克”吗？布尔加科夫的问难十分极端，不过确实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部位——旧机器打碎之后，人性并没有被改造了，野蛮人还是野蛮人，并且，野蛮人更会仗着所谓的“平均的权利”到处要求无条件的平等，结果，“文明”成了野蛮的遮羞布，“社会主义”成了践踏文明的残酷法则。
　　伯林讲，启蒙运动的诸种原则多半并是能互相兼有完善状态的，尽管这些原则平等、自由、博爱听起来确实振奋人心，但事实上，这些原则很难在一个体制之下获得其完全合乎理想设计的兼容性。流浪狗沙里克经常回忆起革命前的好日子，在托尔斯泰伯爵家那位和蔼可亲的大厨那里，他可以获得更多的骨头，而在现行体制之下，它只能在所谓的营养食堂获得一些极不营养的残羹冷炙，并且还经常遭人毒打；领40卢布九等工资的女会计师冻得哆哆嗦嗦，吃饭只能吃食堂的营养餐，而他的情人“法国人”（实指布尔什维克新权贵官僚）却能享受红酒、电影；老教授菲利普·菲利波维奇经常感慨世道炎凉，革命前，人们都文明礼貌，而革命后，受布尔什维克教导的工人们整天吵吵闹闹、偷东西、要求平均住宅。那么，从以上事实来看，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成为核心问题。布尔加科夫似乎处处在为旧体制叫好，而新体制（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一无是处，冒着虚伪、残忍与冷酷。小说家不是历史家，小说家的责任是发现问题，布尔加科夫发现了伪善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认为此种平等实质上是假仁假义的奴隶的平等——并且还有“法国情人”式的奴隶主的不平等，对于老教授来说，这种原始的平等非但虚伪、野蛮，而且伤害了他的“自由”——安静的生活习惯、必备的工作条件。如果说启蒙理想的诸种原则难以调和至最佳状态，这还是可以原谅的，但当一种状态取代其他所有形式的时候，恐怖便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了出来，“道德变态”便四处横行，假借“公正”的名义置换“自由”或以“自由”的名义搞恐怖政策，这只是同一个命题的不用取向而已。
　　现在，布尔加科夫的问题语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不同之处可以清晰看出：《狗心》的问题是，戴着公正、平等面具的社会手术之后所能得到的是文明人对野蛮人屈服，强调的是实现后果；后者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公正、平等，并着重考虑的是实现的速度。用《狗心》来问答前二者提出的问题，那么显然这个回答是否定的：高速度并不能带来理想状态，高速度的同时会忽视很多原本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在小说中，操作这一高速度手术的教授本人显然无意制造一个半人半狗的“道德变态”，但问题就出在教授在手术之前并未想到这会是一次失败的实验。
　　通往野蛮之路在此时得到了实现。文明人设计的走向理想状态的手术本身忽视了人本身是否是个理想状态个体？如果人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无缺陷的个体，那么在仅仅进行了肢体移植手术之后，能否达到理想状态？——小说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在小说中是通往野蛮之路的来自文明人的“理性的自负”的失败。更可怕的是，当手术失败之后会如何？这个问题在小说中也十分明了：半人半狗的“道德变态”败坏教授的名声、偷窃、调戏妇女……，借用俄罗斯一虚无主义者的话说是“把普希金扔进太平洋，打碎莱蒙托夫”，“无赖革命”之后是无赖暴政，这是彻底的无赖逻辑。
　　于是，哈耶克的警告与布尔加科夫的调侃混合在了一起：
　　通往奴役之路上，到处都生长着野蛮的恶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