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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把“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作为对干部的基本要求，非常有道理。“想干事”是前提，“会干事”是关键，“干成事”是结果，三者缺一不可。如果压根就不想干事，就是再有能耐，也不会有“干成事”的结果。话说回来，想干事，倘若没有干事的办法，也就是说没有“会干事”的能力，同样也不会有“干成事”的结果。如果瞎干一气，甚至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说，在“想干事”的前提下，“会干事”决定着“干成事”，办法决定结果。

    洪迈《容斋随笔》中有一则故事“汉二帝治盗”，便可以拿来做个说明。汉武帝末年和光武帝时期，都碰到了一件头疼事儿----天下盗贼蜂起，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所以，深入开展“打黑治盗”专项整治势在必行。在如何治盗上，两个皇帝用了不同的法子。

    汉武帝着眼于“严”字，立足于治官。他规定，哪个地方有盗贼出现而地方官吏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没有悉数捕获，那个地方二千石俸禄以下的官员包括主办缉盗的办事员，统统都要处以死刑。“群盗起不发觉，觉而弗能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因为怕被砍了脑袋，大伙儿一道动起了歪脑筋，办事员明明知道这地儿有盗贼，也不去抓捕，唯恐抓不到贼反而使自己的小命不保，还得连累上司。州府也不许他们上报，瞒过一天算一天。“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结果呢----天下的盗贼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多了，“故盗贼寖（jìn）多”。

    光武帝用了另一种办法：对盗贼分化瓦解----他派出使者到各地鼓动盗贼内讧，如果五个贼人共同杀死一个同伙，就赦免这五个人的罪。“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tī），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对官员则论功行赏----只要不是故意包庇隐藏盗贼，不论你是否用心缉盗，甚至因惧怕丢了城池，都不问罪，只以擒获盗贼数量的多少来评功论赏。“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乃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可见，光武帝用的都是攻心和激励的法子，大伙儿（包括盗贼）没有后顾之忧，抓贼捕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较着劲儿竞相捉拿贼盗，“于是更相追捕”。结果呢----盗贼很快作鸟兽散，“群盗处处并起”的局面很快得到了控制和改善，“贼并解散”。

    可见，做同样一件事，办法不同结果迥异，关键在“会干事”。“会干事”首先要知道“干什么”，做到这一点不是很难，只要找准一定时期一个地区或者一个行业的主要矛盾，就知道该干什么了，比如汉武帝和光武帝都知道贼满天下必须抓贼。“会干事”的难点在“怎么干”，找到了主要矛盾，是快刀斩乱麻抑或是剥茧抽丝来解开“干什么”的扣儿，则直接决定了是否“会干事”。汉武帝大抵想毕其功于一役，下了恨手，一个血淋淋的“杀”字指向官吏，迫着官吏们也用铁血手段来杀尽天下盗贼，忘了要灭的是贼而不是官，反让官吏们不求有功只求自保，终误了卿卿大事。光武帝则始终把擒贼放在首要位置，不论是分化瓦解贼众，还是论功行赏官吏，指向的都是“灭贼”这个主要矛盾，也就达到了最终的目的。换句话说，“想干事”是因，“干成事”是果，“会干事”则是由因到果的桥梁，这桥梁就是“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