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开始市场经济转型后，“农业产业化”概念被提了出来，运行中总结出了“公司+农户”模式，并被作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组织形式加以推广。一般而言，“公司+农户”模式在设计时，公司加工能力会小于当地农产品原料供给量。但在实际运行中，大多数效果不很理想。农产品丰收年景，公司往往会采取压价的方式收购原料；农产品歉收年景，公司即使用合同约定的保底价收购，农户也不会痛痛快快兑现合同。看起来问题出在“信用缺失”上，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公司+农户”模式根本就没有形成完整有序供应链的基础。

    首先，公司和农户生产方式迥异，难以实现物流的有效衔接。“公司”是完全的工业化生产，是大生产的典型形式。而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农村农产品生产，则是小农经济下小生产方式的延续。大生产需要规模化标准化的原料供应来保证生产的连续性，而农户以单门独户为生产单位，满足“公司”生产需要成千上万农户的产品来供给原料，虽然绝对数量上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众多农户单独直接与“公司”对接，一难以满足公司单位时间内稳定生产的原料供应，二难以满足工业加工所需的稳定的原料质量保证。“公司+农户”，无疑如同高速公路上奔驰与牛车的对接一样难。

    其次，公司和农户市场主体地位不对称，难以在制度框架内真正解决信用问题。“公司”是法人组织，是市场的主体，承担着各种法律法规特别是商法规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而农户个体属于自然人范畴，承担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兑现供应合同上，公司往往处在“弱势”地位。譬如，公司和农户在种植时签订了供应合同，约定了最低保护价，并支付农户一定补贴。农作物收获后应当兑现合同，但市场变化的因素往往会成为最大的变数。若农产品丰收市场交易价格下降，公司即使亏损也要按最低保护价收购已签约农户的农产品，否则就要吃一场肯定败诉的官司；若农产品歉收市场交易价格上涨，农户不满足约定的最低保护价，必定要提出涨价要求或者将农产品转卖给出价高者，企业当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诉讼的对象是成千上万的农户，就是理由充足，也打不起官司，有理合法但无力维权。

    可见，“公司+农户”模式，无法真正构建起合理的供应链，这是不能真正形成产业化生产经营的关键因素，也就是其软肋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