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阳认为，生育子嗣是古典社会的价值核心，来自儒教制度的激励，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家族化。我觉得很有道理。在中国古代定耕农业时期，由于制度上排斥工商业发展，农户家族是社会组织的细胞，整个社会的稳定就要依赖于农户家族的稳定。而农户家族的稳态，除了个别读书做官改善生活条件外，要靠自给自足生存方式的顺利延续。这种情形下，家族劳动力的众寡就成了决定性因素，劳动力多则收获多，家族的生存发展就有了基本保障，在一个村庄或一定区域内就有了竞争实力；反之劳动力少则收获少，家族的生存发展就面临很大困难，在社会交往中也难免行单力孤。因此，家族不只是血缘组织，也是经济和社会合作组织。另外，小农经济时代，体力劳动是主要的生产方式，这种状态延续了何止千年，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我们还把耕作之外的农村生产活动称之为“副业”，体力劳动客观上需要强健的体魄，而“男丁”恰恰满足这一生产方式的需要，也就是说劳动力往往通过“男丁”来体现。所以，中国人要男孩的心思很重，生男孩就是生产劳动力。这种基于客观的需要慢慢演化成生育文化的内核，直到现在仍然很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