蘧公孙的“名士情结”

蘧公孙在《儒林外史》里的主要作用，就是给鲁小姐——一个深受科举思想浸淫、举手投足都带有明显制义痕迹的才女做陪衬。蘧公孙满脑子名士思想，想尽办法要成为名士。于是，他与鲁小姐的结合就显得处处不和谐。“鲁小姐制义难新郎”，新婚燕尔，新娘子就出了一道科举模拟题，要试试“于此事不甚在行”的蘧公孙的“地道到底有多深”。“苏小姐三难新郎”，小夫妻比的是才思，两人有共同的审美取向，“三难”便成了千年的佳话。而蘧鲁二人大异其趣，本来应该如胶似漆的甜蜜日子因此而大打了折扣。

蘧公孙的祖父做过南昌太守，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具备了成为名士的物质基础。蘧公孙自幼所学的，就是吟诗作赋；但由于乃祖的溺爱与“姑息”，他在“杂学”方面的长进并不大。没有真才实学却又想出名的要命，就只能走旁门左道，搞些不够光明正大的手段。

其一是“鸠占鹊巢”。蘧公孙从逃命的钦犯王惠手里得到了《高青邱集诗话》，高青邱就是明初的才子高启，因拒绝朱元璋的征召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腰斩于市。高启的诗文在有明一朝属于被禁的对象，对此，蘧公孙的爷爷是清楚的，但又不向孙子言明，结果就给日后遭人诬陷、敲竹杠埋下了导火索。“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竟将他缮写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做这一番大名？”年轻人蘧公孙不知道个中的厉害，或者说“做一蕃大名”的欲望让他头脑发了昏。总之，出名的目的是暂时达到了，“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孙是个少年名士”。当然，这样的“名士”，只不过绣花枕头罢了。

蘧公孙还不算太无耻。他只是“把高季迪名字写在上面，下面写‘嘉兴蘧来旬駪夫氏补辑’”，构不成剽窃罪，但毕竟有投机取巧的成分在。若是在今日，有些人就敢直接把高季迪的名字换上自己的，反正“天下没有第二本”。退一步说，即便是有别人署名的文章，即便是公开发表了的，换个题目，换几个小标题，或者把三四篇内容相关的文章重新组合，堂而皇之地写上自己的大名，拿去参赛评奖，这不是很平常的吗么？

《儒林外史》里，为了名(当然更为了利)，鸠占鹊巢的士子不乏其人。呆名士杨执中，自己写不出好句子，便抄了元朝人的半首诗挂在墙上，可能多少有些心虚，只署了个“枫林拙叟杨允草”，但也唬得娄氏两公子将其认作世外高人。小青年牛浦郎见《牛布衣诗稿》里有《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娄公子偕游莺脰湖分韵，兼呈令兄通政》等诗题，就以为这与高官相与的牛布衣是个人物，于是也不管年龄是否相符，“从今就号做牛布衣”——当然，那些诗歌也就就附带着换了主人。“冒姓字小子求名”，回目直接点明了牛浦郎的动机。还有那“冒占凤凰池”的假中书万某人，只是为了能与上流人物周旋则个，就以身涉法，结果被“一条铁链套在颈子里”。和这些人比起来，与当今的某些读书人比起来，蘧公孙可真的算一个“高尚士也”。

其二是“忝附骥尾”，或者叫“站封面”。也就是在别人的著作(包括文章)后面挂个名，做第二、第三乃至第N作者都可以。在残酷现实的教育下，尤其是那些假名士们常常“落得一场扫兴”，蘧公孙做名士的心渐渐淡了，也开始讲“四书”、读文章、谈举业了。但做举业同样也有个“名”的大小问题，就像今天的语文教师，成不了作家、诗人的是绝大多数；但可以成为命题研究专家，成为高考作文研究专家，写些“诗歌鉴赏命题趋势”、“实用文答题技巧”一类的文章，编些“考场作文指南”“满分作文选”(即《儒林外史》中的“程墨”之类)。“管他水平高低，先混个脸熟。”脸熟了，就有名了，相关的利益跟着就来了。蘧公孙看到选政名家马二先生正在编评“历科墨卷持运”，好名之心又开始萌动，提出“可好添上小弟一个名字，与先生同选，以附骥尾”。尽管这请求被拒绝了，但从中可见一个读书人在“好名之心”的驱动下，“羞恶之心”的消逝。

蘧公孙所生活的时代，传媒还不是很发达，所以要出名，借助出版物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也有其他方式，比如陈子昂，千金买琴当众摔毁，然后推出自己的诗文，这需要气魄，更需要有银子垫底儿。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炒作，比如闹绯闻，骂名人，与名人打官司等等，当然这除了有银子垫底儿外，脸皮厚或者不要脸才是根本。

想出名不是缺点。问题的关键是，出名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实力，不是有个成语叫“实至名归”吗？没有付出劳动就想“附骥尾”，其实质是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只在炒作上动心思，就是不想在提升实力上下功夫，岂不是舍本逐末？尤为可怕的是，对这样的行为，蘧公孙说得很轻松，今天的很多想“附骥尾”的读书人说得也很轻松，当今的那些绞尽脑汁的“炒作”者也显得格外的轻松。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以及政府官员等等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如果这些人统统地都“大无耻”了，这社会可就真的没嘛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