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革命是性反革命吗？

文/潘海

（图：认为性革命可代替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赖希）

性革命，对于20世纪的人类，无论是20年代静悄悄出现于欧洲，还是60年代火辣辣爆发在美国，都始终有褒贬不一的对立评价。

赞成的意见自不多言。

只举最经典一例：被西方誉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性革命理论的奠基人”、美国思想家家赖希，早在1942年就把性革命视为“人类救世的唯一良方”，甚至还“可用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

当然，反对之声也层出不穷。

号称研究金赛长达30年的美国学者朱迪丝·雷斯曼认为：《金赛报告》引发的性革命“实质上反映了人类在文明进步过程中，原始野蛮对现代文明的非理性反抗，因而极为严重地破坏了传统性文明，造成史无前例的灾难性社会后果。”而加拿大学者麦克拉伦，则更凭借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泛滥的由头，直接把“性革命”诬为“性反革命”。

中国学者也加入了这场讨伐。北大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朱琪，直到2017年还发表专题文章，认为“金赛及其追随者的所作所为，否定的是文明进步，解放的是动物兽性而非人性，恰恰反映了原始性本能对社会文明进步最顽强和最疯狂的对抗，所以性革命是野蛮革了文明的命。”

倒是莎丽·海特的态度比较客观。虽然她在自己性学报告的女人卷中专门辟出一章“性的革命”，抨击20世纪60年代美国性革命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她认为的“性革命是一种非常男性中心的和反对女性的革命”，但同时她又期盼：“事实上，我们至今尚未有真正的性革命，但是我们需要这种革命。”

那么，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性革命呢？

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学者弗兰克尔。他197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性革命的失败》的书，但他却在书中为“性革命（The Sexual Revolution）”划定了两个明确目标：一是“获得充分的性满足以消除性高潮的焦虑”，二是“寻求完全的性体验和完整的人的方向”。

那么，对照这两个目标，性革命是不是野蛮的性反革命呢？

答案显然不会是Yes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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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美］威廉·赖希：《性革命》，陈学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9

［加］安格斯·麦克拉伦：《20世纪性史》，黄韬、王彦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

朱琪：《发人深省的<</span>金赛报告>和性革命——读雷斯曼<</span>金赛：罪行与后果>》，北京：《中国性科学》杂志，2017.3

［英］乔治·弗兰克尔：《性革命的失败》，宏梅译，林春、沈德灿译审，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