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奸没有任何药物可治吗？

——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感（2）

文/潘海

（青年时代的恩格斯）

        通奸，或者换成我们今天常说的出轨、外遇、婚外情、婚外性等等，毫无疑问冲击了一夫一妻已经依法缔结的婚姻关系，也冲击了人类早已井然接受达三千多年的社会秩序，明显属于我们今天的“维稳”对象。

于是，标以“婚姻维情”“婚姻挽救”“婚姻治疗”等各种充满道德正义名目的社会干预形式，便针对所谓“婚外情时代的婚姻焦虑”而成为一项热门的、受人尊重的社会行业。甚至一些忧国忧民的社会组织和一些忧心重重的道德人士，更是明确喊出了“消灭婚外情”的激奋口号，仿佛要在国人的婚姻生活中构建出一片忠诚无伤的神圣净土。

然而，恩格斯却对此从不看好。

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了这么一段话，而且讲得斩钉截铁，毫不置疑。他说：“天主教会禁止离婚，恐怕也只是因为它确信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 [1]

请注意这段话的重点：“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将通奸与死亡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以这种必然而然的逻辑关系相联系，说明在恩格斯的深层意识中，通奸与死亡一样，都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必然结局。只不过，通奸是性别社会关系的必然结局，而死亡却是个体生物人的必然结局。所以，通奸也就理所当然“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了。

那么，通奸为什么会“没有任何药物可治”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一夫一妻的专偶制婚姻包含着无法化解的两个对立。

第一个对立，是由夫妻性权的极端不平等、即所谓“男子独裁”而引发的男女两性对立。

专偶制婚姻从形式上看，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似乎完全平等，但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2] 于是，为了反抗丈夫的“男子独裁”，就有了“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就有了“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

第二个对立，是由男性对专偶婚制极端不忠诚、即所谓“淫游”而引发的一夫一妻名实不符的对立。

“淫游”作为群婚制传给文明时代的遗产，作为群婚时代“杂乱的性关系”在文明时代的延续，正像恩格斯所说：“淫游制，是指与个体婚制并存的男子和未婚妇女在婚姻之外发生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大家知道，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盛行于整个文明时代，而且日益变为公开的卖淫了。”而正由于“淫游制和社会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的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 [3] ，结果，就有了“丈夫方面是大肆实行淫游”的婚外出轨现象。

甚至，恩格斯还从11世纪末至13世纪初法国南部行吟诗人所创作的“破晓歌”、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普罗旺斯爱情诗”中，找到了“丈夫方面是大肆实行淫游，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的文学例证：“它用热烈的笔调描写骑士怎样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的床上，门外站着侍卫，当晨曦初露时，便通知骑士，使他能悄悄地遛走，而不被人发觉”。

由此，恩格斯产生了深刻、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慨：“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表现为热恋，表现为每个人（至少是统治阶级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热恋，表现为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这正是性爱的特征），而这第一个出现的性爱形式，中世纪的那种骑士之爱，根本不是夫妇之爱。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旺斯人的骑士之爱，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们的诗人们所歌颂的也正是这个。” [4]

于是，恩格斯不得不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的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前进的地方接着向前走的，它以通奸的方式接着前进。” [5]

所以，对于“通奸没有任何药物可治”，我们似乎也应像恩格斯他老人家那样，以唯物史观的立场，以客观接受的心态，而放弃道德层面的主观设定，不再去做各种无效的狙击与抵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