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心化时代的性群体缺失

如何解决农村空心化所造成的农民工性缺失

或许要期待已正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

文/潘海

混杂居住的进城务工农民

我们这个时代，热闹得很像是性的Party、甚至是Revelry时代。

聚集于城市中的年轻男女，拥有相对广泛的性机遇，能够轻而易举满足自己的性要求。然而，还有另外一些人，即使身在城中，却长期处于性缺失的状态。

这些人，就是空心化时代的进城务工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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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化引发的改变

所谓空心化，是指农村空心化。

农村空心化这一概念，按照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项继权教授给出的定义，是对城镇化过程中,因农村人口与空间分布变迁而衍生出的乡村聚落“空废化”和住宅“空心化”等一系列现象的统称。

那么，农村空心化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2018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孙兵在《关于破解农村空心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建议》中，给出了答案——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要素活力不足，传统农业不足以保障新生代农民的生活，从而推动了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

而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发布的数字：最近30年来，中国有2.6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大约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80%。

但是，正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华杰在2017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所说的那样：“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部分人没有享受到和城镇户籍人口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

这就是说：从农村外流到城市的农民，既不能在城里登记结婚，也不能在城里领证生育，更无力在城里购房定居。即使已经结婚的农民工夫妻，也因为彼此务工岗位的差异而不能居住在同一座城市、或无法在同一座城市里同居。

譬如：游走于各个建筑工地、只能在工棚里栖身的男性泥水工，与定点于雇主家庭、几乎没有假期外出的女性保姆工，即使同在一座城市打工，也很难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更不敢奢望有什么每周几次的正常夫妻性生活了。

以婚姻为核心的传统两性关系，随着农村的空心化，在进城农民工群体中，事实上已经接近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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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化引出的问题

婚姻，在空心化的农村虽然几近解体，但走出空心的进城农民工，其与生俱来的性欲，却并不可能因此而灭失。

“东方网”2016年1月9日刊发了《揭秘农民工临时夫妻：你情我愿解决性饥饿》的组图。图片说明中披露的调查数据显示：55%的农民工超过半年没有过性生活，35%的农民工感到性压抑。

所以，2012年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被媒体誉为“最美洗脚妹”的安徽省进城务工青年刘丽，就在2013年的媒体采访中直言不讳：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了“打工潮下结成临时夫妻”的现象。

农民工群体中的临时夫妻，长期以 “拟婚”形态在法外同居。他们既无共同子女，更无共同财产，完全颠覆了现存婚姻体制的本质意义。于是，“性权利的平等互给、性器官的共享互用”就成了他们上床同居的唯一理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进城农民工都能通过“临时夫妻”解决问题。

2016年以来，我对珠海城区的3家养老机构做了简单调查：3家机构共有144名来自农村的女性护理工，但机构中却几乎没有男性。这些女性农民工除了26名上白班者，晚上能回她们在珠海的“家”中、与其配偶或者临时老公过夜，其余118名都只能把平常的假期攒在一起，每年回老家与亲人团聚一次……也就是说，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这些进城务工的女性农民都绝对不会有性的机会——性缺失、且无法组成“临时夫妻”者，占比81.9%。

我问她们“想不想？”得到的大多是无奈苦笑，没有人回答。但有一位女护理工悄悄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与她同村出来的一位姐妹，因为“熬不住”而与外边扫大街的男性清洁工“好了”，结果被老板发现，开除。

农村空心了，但走进不空心的城市，农民工也没有自己的性福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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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化产生的期待

当然，世界上好人不少。

东莞一间服装厂的老板，在厂里开设了800间夫妻房，让合法的农民工夫妻入住；而志愿者叶海燕更是公开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免费性服务”……但这所有的善举，面对2.6亿之多的农民工朋友，无异于杯水车薪。

长篇小说《临时夫妻》的作者、曾有15年农民工经历的作家王子群，2011年10月在东南卫视《东南新闻眼》栏目阐述《临时夫妻》背后的故事时，披露了另外一种情况：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或者没能力与女工友结为临时夫妻的男性农民工，更多的是靠“找小姐”来宣泄自己压抑已久的性欲。

可是，发廊或歌厅“小姐”，虽然也多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姑娘，但由于这一市场的基础定价太高，男性农民工消费不起，于是便催生出了所谓的“廉价小姐”。即：由那些“颜值”不高、很难被发廊或歌厅录用的女性农民工，利用她们下班之后的业余时间，专对男性农民工提供“廉价性服务”的非职业化“小姐”。

记得2004年之初，北京作家王颖要写一本《中国民工潮——关于打工族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让我帮忙提供线索。其中，在调查打工族的性生活状况时，我陪王颖的助手李家运深入到珠海市香山公园。

这座位于多个工业园之间的自然山体，由于植被茂密，藏纳了许多看上去无所事事的年轻女性。我和李家运在支付100元“谈话费”之后，将其中一位姑娘成功地约到山下的一间酒楼里吃饭。这一吃才知道：她们与男性农民工的性交易，每次只收15元钱！

饭后，我们让她带路，去察看她和男性农民工的性交易现场：一丛绿树、一个草坑、一片凉席、一大堆废弃的已经用过的安全套……

平心而论，空心化时代的农民工对于新型两性关系的构建，并没有太多积极的贡献。毕竟，他们对传统格局的颠覆，不是出于认识上的自觉；他们只是无奈地消极适应，他们是在新关系与旧传统之间悲怆地苟行。

所以，如何解决空心化时代农民工群体的性缺失，我们或许只能期待于已经开始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