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假扮夫妻
假扮夫妻，是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地下工作常用的办法。周文雍和陈铁军就曾假扮夫妻，在广州拱日路租了一间房子。越共主席胡志明早年在中国活动，也曾和中共女党员林依兰假扮夫妻。可以说，假扮夫妻，为中国乃至世界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假扮夫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假扮夫妻作为“非法同居”是被法律禁止的。如果其中一方有配偶、或一方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则就是“事实婚姻”，就犯了重婚罪，可依法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0世纪90年代中，“事实婚姻”的罪名还没取消。我作为一家媒体的记者，应邀参加一个有上千人旁听的公开宣判。被判入狱的重婚男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农民。因为城市快速发展，政府征用土地，给了他一大笔补偿。于是，“男人有钱就学坏”，他在婚外包养了一位南下闯荡广东的重庆妹。两人假扮夫妻，公开同居。
事情不巧被当地妇联发现，于是就由“妇女维权部”出面，动员那位并不介意丈夫与人同居的合法妻子起诉。结果事情就闹上了法庭，而妇联居然还联合共青团、教育局、工业园区管委会等，轰轰烈烈地组织了上千名当地农村妇女、外来打工妹、企业负责人，甚至中学女生等旁听，挤到一座临时改作法庭的影剧院里“隆重接受教育”。
我当时客观报道了事件经过，但对于妇联们的“维权行动”，我却当场表示异议。我认为，如此诉诸法院，看起来维护了某种社会正义，但实际上至少毁灭了三个人的幸福。如果让我作真实的评价，那就是“一个男人的悲剧，两个女人的灾难”。我不知道那两个女人日后活得怎样，但最倒霉的，应是那位假扮夫妻的女子。她被剥夺了一切经济权利，还以同案犯的身份获领了一个缓期执行的刑期。之后，她被遣送回乡，交给户籍地的公安派出所监管。她可能一辈子孤守贫穷，并将再难顺顺当当地嫁人。
宣判后的那天下午，当地中学组织女生进行讨论。我与妇联、共青团、教育局的官员吃完“工作餐”，也被邀去旁听。散会时，我忍不住问那些言不由衷的女生：“知道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吗？”十六七岁的她们，个个一脸茫然，不知我要教训什么。我说：“假扮夫妻，是我们党地下工作的光荣传统，但一定要秘密进行，不能让敌人发现。”结果，女生们片刻愕然，忽然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所幸历史在前进，“事实婚姻”之罪终于被废止了。于是，假扮夫妻便再也不是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专利，而成了今日城乡可以公开实行、并被社会宽容接受、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秘密进行的一种两性组合方式。
事实上，假扮夫妻，比之通过法律途径结为正式夫妻，具有更强的适用性与灵活性。双方结合自愿，来去自由，既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更没有财产分割关系，而且还不像正式婚姻那样，必须生儿育女以及赡养对方老人。这对于人生尚未成型、职业尚未稳定、收入水平尚不足以承受婚姻之重，但性能力却已经成熟的年轻男女，当是不错的选择。
即使是对已婚的中年男女，如果远离故土、外出打拼，一时不能回家。那么，为了应对孤独寂寞，缓解生存压力，也不妨通过假扮夫妻的形式，临时创造一个既稳定又温馨、既有激情又有性爱、既能随时组合又能随时解散的同居环境，让同命相连的彼此，各得一份身心安宁。这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谐，当是不错的办法。
假扮夫妻，在今天仍有神圣与崇高的意义。国家执法人员，通过假扮夫妻侦查办案：扫黄、缉毒、查赌、抓票贩、反扒窍、反走私，反假冒伪劣，直至反间谍，为国家捍卫安全！而新闻记者也可以通过假扮夫妻，对那些无法正面采访的大案要案、社会新闻、负面事件等，进行不露神色的明查暗访,向人民披露真相。
此外，假扮夫妻还能为企事业单位节省大笔的差旅成本：男女员工一起出差，无须分房而居。两人合住一室，身心得到愉悦，苦差成为美差，房费节约一半，工效提高两倍。聪明的行政领导与企业老总，何乐而不为之！
当然，假扮夫妻也有道德上的禁区。已婚男女在同一座城市发生婚外情，最好不要采用假扮夫妻的形式，不要在本城的一个固定的地方长时间公开同居，而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否则，假扮夫妻，弄假成真，不仅容易暴露，还会冲击到双方或一方的婚姻，造成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人生悲剧。这不仅违背了婚外情发生的基本原则，也为假扮夫妻这件本来美好、本来崇高、本来无意伤害任何人的事情，蒙上了一层凄楚悲凉的阴影。
所以，假扮夫妻，一定要守住底线，把握好方向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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