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立医院建于1939年，原名市立诊疗所，1940年改称市立医院，迁至大明湖南面不远的皇华馆街。医院有南北纵向的二层诊疗楼，设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小儿科、妇产科、皮肤花柳科等；诊疗楼北是东西向的病房楼，楼上东首专设特别病房，1942年的《济南市立医院概况》专门介绍特别病房“前望千佛山，后眺大明湖，空气流通，阳光充足，风景幽雅，最易养疴。”并且说“病房甫开，已告人满”，当然，能住进设施齐全，一切精致的特别病房的人，肯定是高官富贾了。此时，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济南英美系的医院先后全部停顿，齐鲁医院亦在其列。齐鲁医院皮肤科主任尤家骏来到市立医院担任院长，一批医生、护士亦跟随前来，患者无处可去，多涌向市立医院。医院最北面是花园，花草树木，小桥流水，还有假山亭榭，是清末曾家花园的遗存。市立医院这个地方，明代是监察机构北察院（清军察院和巡盐察院），清代是接待钦派山东主持乡试的主考官的宾馆，民国初期先后是山东大学堂医科和山东法政学校。医院坐北朝南，大门开在皇华馆街，东墙外是县东巷；北临小梁隅首（今大明湖路），墙上开有发丧用的后门；西面贴南曾家桥街（曾家桥街因曾家花园的石桥而得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就住在这条实胡同的1号院里。

    这处院落分前后院，我家住后院东屋。东屋和南屋是私房，我家一直租住东屋，南屋的房客经常换，大都是市立医院的大夫。院里人有点儿头疼脑热不舒服，就找他们问问，吃什么药好。西屋的住户姓李。西屋早先是屋茬子，打济南时炸塌的，据说原来住着一个国民党军官。房管局重盖西屋的时候，还挖出了人骨头和一块生锈的手表。李姓住户的孩子有慢性气管炎，他家奶奶问怎么治，南屋的王大夫是一女的，很热心，便招呼李奶奶到她屋里说悄悄话。过了几天，王大夫带回来一包东西，神秘兮兮地塞给李奶奶。李奶奶当天便单独给孙子包饺子，一个劲儿地哄着孙子多吃。后来才知道，王大夫干妇产科，拿回来的东西是胎盘。事先不敢叫孩子知道，怕他知道后不肯吃。事后也不敢说，怕孩子恶心，闹。至于效果怎样，没大看出来。房东家住东头加盖的小南屋，屋里南墙有个带玻璃的木棂子窗户，外面便是市立医院的篮球场。我和房东家的孩子经常趴在窗户边瞧热闹，有时翻过墙去钻进人群，近距离地看比赛。

    在后院住之前，我家还在前院北屋住过一段时间。那是1953年，我四岁的时候，之所以还有印象，是因为当时生过一场大病－—伤寒。吃药、打针、输液，额上敷冰袋，每天高烧，烧到40.5度。体温降下去不多会儿，又升上来，什么法子都使了，就是不见效。在市立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大夫灰心了，说不行就出院吧，住在这里也白搭。我父母一听就急了，赶忙去找院长，说医院里不行，回家不就更成等死吗？一个姓魏的副院长－－我们当家子，思索了一会儿，说出一个办法，实在不行就请中医来试一试。那时，中医和西医顶牛很厉害，说是中西医结合，实际互不服气，不相往来。这位魏副院长真是胸怀宽广，不仅允许中医进入西医院诊病，还亲笔写条子，请济南四大名医之一的韦继贤先生（另三人为王兰斋、王玉符、吴少怀）前来。韦继贤（1895－1976），北京人，  

先在北京余庆堂学中医药，后考入北京中医研究所。1920年来到济南宏济堂工作，先以司药为主，继为坐堂大夫。1926年自行开业，正式挂牌悬壶应诊，医术精湛，声噪泉城。1949年入济南第三联合诊所，先股长后所长，擅治内、儿、妇科，对温热病有独到见解。我父亲拿着盖有济南市立医院公章的条子，找到位于县后街的第三联合诊所，韦先生一见条子立马爽快答应。西医院请中医登门，大概他也是第一次遇到，且是院长相请，那是多大的面子，更不用说是治病救人职责所系了。我父亲回到医院不一会儿，韦先生就到了，魏副院长亲自陪同来到病房，为我这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幼儿诊病。我那时昏昏沉沉，也记不得什么，即使当时记得，也早忘记了。这些事情是后来听父母讲的。一代名医给我试了试脉，看了看舌苔，问了问生病以来的情况，便提笔开方，说：“一共是六服药，先吃三服试试。”京腔京调，一副蛮有把握的样子。并且吩咐，中药抓好后，不要自己煎，送到诊所就行。我父亲到宏济堂抓好药，接着便送到县后街诊所。韦先生吩咐人煎药，告诉他时间、火候如何熬。我父亲拿回煎好的中药汤剂，给我喂下。前面说过韦先生对温热病有独到见解，不仅如此，他还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这不，一服药下去，烧开始退了。待三服药下去，整个人都有精神了。我父亲高兴地来到诊所，千恩万谢给韦先生把情况一说，韦先生笑了，拿起处方，略作调整，说：“再照这个方子抓三服，还是送到这里煎。”六服药吃完，烧完全退了，病基本好了。什么叫神医，什么叫起死回生，在我身上体现得真真切切。市立医院内科的大夫、护士佩服得五体投地，连院长都说：“这韦老先生真不简单！”出院的时候才发现，我的两条腿不会走了。回到家里，先扶着床在屋里慢慢挪，后来便来到屋外，扶着墙学走路。父母都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蹒跚而行，那种孤独感像利刃划过心头，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看见那个四岁孩子的无助身影，看见那布着一道道砖缝的红砖墙和高过他头顶的窗台。

    我伤寒痊愈后，没多长时间，又进了市立医院。这次应了一句话：吃饱了撑的。父母买了一个锅饼放在家里，这锅饼四斤重。我出去玩一会儿，回来就掰一块吃，不知不觉吃掉了半个，幸亏喝水不多。父母下班回来，我吵着肚子疼，一摸我的肚子，又圆又硬，再一看剩了一半的锅饼，明白了。一进医院，碰到前段住院时给我治病的一个内科大夫，她惊奇地说：“病不是好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她哪里知道我的壮举。这次的病比较好治，不缠手，用不着再麻烦韦老先生出山。

    韦继贤先生在我的脑海里，却一点儿印象都没留下，不知他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总觉他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后来在《齐鲁晚报》看到严民女士的《旧时济南的“四大名医”》一文，里面有见韦先生时的简单描写：“他住在院前大街、宏济堂药店对面的金牛丝巷，小院内种植着花木，大缸里盛开着子午莲。那是个夏季的上午，韦老先生在院内躺椅上纳凉。他中等身材微胖，穿一身白府绸便衣。见我们去了，热情地起身招呼，一口标准的北京话。”韦先生依然显示了他的神奇，只开了五服中药，后来又抄了一次方，便根治了其在其他医院没有治愈的，长期发低烧的病。

    1955年，韦先生担任了省中医院副院长，1962年升任院长。韦先生的高超医术得到社会包括西医界的广泛承认，1958年10月，他应聘到山东医学院任教，从一个草药郎中一跃为高等西医学府的教授。韦继贤这个名字，我一直记在心里。从我患病算起，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1976年的一天，我到粟山火葬场去参加一个追悼会。走到1号追悼大厅的时候，忽然发现门口上方赫然有“韦继贤同志追悼大会”字样，我心头一震，赶忙走上前去，一看，追悼会已经结束，参加者业已散去，我心里默念着救命恩人的名字，垂下头去……

    写到这里，我与市立医院的故事还没有完。大概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那时，我家已经从南曾家桥街搬到棋盘街。搬家是在1965年，当时并没有想住到别处去。是历下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检查危房时，发现我家的住房存在倒塌危险，于是便安排我们立即搬家。当时我们所属的房管站没有空房，他们又从别的房管站借了一套简易楼的楼房。这样，才搬到了南门外（不到一年，我家原来所住的土坯房在一个雨夜轰然倒塌，倒塌时是空的）。没料想，市立医院(已改为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会找上门来，他们是来要账的。原来，我在长病住院的时候，凑不够医疗费，只好赊账，一直也没有还上，拉下七八十元的饥荒。在当时，这不是一个小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