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陆校长要在百家讲坛开讲中医了！最近几天，行内的同道们都在告诉我。

我想，王校长肯定能讲好！为什么？因为王校长学识渊博，记忆力极好，而且口才极佳，可以说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与王校长接触不多。王校长调到中医药大学任校长的时候，我即将博士毕业。有幸听到他的一次讲话，虽然不拿讲稿，但是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后来我从中医药大学博士毕业时，还是王校长亲手把红色的流苏从右边拨到左边。后来又读过王校长的几本书，认为王校长属于那种学者型官员。

昨天亲眼在电视上目睹了王校长的百家讲坛风采。只是比平时显年轻一些，讲课远不如平时，可能是有些拘谨吧。我想如果王校长放开一些，应该能讲得更精彩。

昨天打开电视时，王校长正讲到俞樾的《废医论》。鉴于时间的关系王校长只讲了个大概。俞樾何许人也？为什么要写《废医论》？张效霞在《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出版）这部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摘录如下：

俞樾：医可废，药不可尽废（一）

西子湖畔，孤山南麓，蓊荟的大树掩映着一幢清雅的小楼。小楼青砖墙面，青瓦褐柱，飞檐翘角，这就是素有“西湖第一楼”美誉的俞楼——一代国学大师俞樾的故居。

俞樾（1821～1907），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东门外乌牛山麓南埭圩（今城关镇金星村）人。德清俞氏诗书传家，俞樾祖父俞廷镳，字昌时，号南庄。自幼聪慧，读书刻苦自励，但多次至省应试，都未能中举。年已七十时方才考中，但只赏副榜。俞樾父俞鸿渐，字仪伯，号剑花。工诗能文，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在书香门第的熏陶下，俞樾六岁时，其母即开始为他口授诗书，九岁时已修习完《四书》。道光十年（1830年），随父侍读常州新安，粗通群经大义。道光十六年（1837年），选为秀才。次年秋，赴杭州应省试，名列副榜第十二名。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举人。道光三十年（1851年），进京应礼部会试得中第64名进士。后在保和殿复试，试题是“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依题作诗，蹊径独辟，首句为“花落春仍在”。此句，一下子得到礼部侍郎、阅卷大臣曾国藩的赞赏，认为“此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米面状’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擢俞樾第一而被立为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二年（1852年），除编修。五年，充国史馆协修，同年八月出任河南学政。七年出试题考童生时，相传曾出“王速出令反，国家将亡必有妖”等题目，遭御史曹泽弹劾，言其“试题割裂经文”，有“戏君”、“反君”之意。本应入狱杀头，幸得在外总领湘军的曾国藩相救，才以“革职回乡，永不录用”[1]，结束了8年的仕宦生涯。后俞樾为报答曾国藩知遇、救命之恩，以“春在”为堂名，以“春在堂”为全集名[2]。

1858年春南归，居苏州饮马桥。后返德清，复辗转绍兴、上虞、宁波、上海等地。同治四年（1865）秋，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嗣后，又讲学于上海求志书院、湖州菱湖书院、归安龙湖书院、长兴箬溪书院、德清清溪书院及杭州诂经精舍等，经历着学术研究和掌教课徒的人生旅程。究心于经、子、小学，学宗王念孙父子，致力于正句读、审字义，通假借，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为一时朴学之宗，有“东南大师”之称。一生孜孜不倦，辛勤笔耕，著述宏富，煌煌数百卷，所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确守家法，有功经典”。晚年以教授弟子自娱，号称“门秀三千”，“两浙知名人士，承闻训迪，蔚为通才者，不可胜数”[3]。其中不乏成就卓著者，如章太炎、吴昌硕、崔适等。

文仕尚医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俞樾在专力经籍之余，对中医也有所涉足，且能处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中，有“内经素问校记四十八条”，后改名为《内经辨言》，收入《三三医书》中。乃俞氏校读《素问》所做的札记，也是他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的结晶，考据精详，引证确切，对研读《内经》甚有帮助。

然而，有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学富五车、成绩斐然的国学大师竟然是近代“废止中医”之始作俑者。这种与其国学素养难以吻合的主张，不仅对近代“废止中医”思潮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也为后人探究其“废医”思想的根源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疑惑。

1879年，俞樾开始撰《俞楼杂纂》，凡五十卷，其中在第45卷专列《废医论》。以“本义”、“原医”、“医巫”、“脉虚”、“药虚”、“证古”、“去疾”七篇详细论述“废医”的理由。每篇的核心旨要是：

《本义篇第一》：以《周礼·天官》、《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记载为据，追述中国古代曾有一段“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历史。后来渐渐“重巫而轻卜”，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进而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直以其流传有自，而历朝之习于其艺、见于方术传者亦不乏人，故沿习至今耳…… 曲园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医之论”。

《原医篇第二》：以《神农本草经》不见先汉史籍，断言医道未必出自神农仙圣；列举并考察先汉以来的农家、阴阳家、五行家、杂占家、经方家、神仙家92篇有关神农氏的典籍，发现其中并“无本草之名”，推断“本草之书不出于神农，”而出于六国时扁鹊之徒子仪；认为《灵枢》和《素问》并不是古代真正的医学著作，只不过是与“《容成阴道》、《风后孤虚》、长柳占梦之方，随曲射匿之法同类”的占卜星象之书。“惧世人不察，以为医道之传由古仙圣，未可议废，故略具本末。”试图从源头上为其“废医论”找到立论根据。

《医巫篇第三》：首先依据《素问·移精变气论》得出“古无医也，巫而已矣”；又据《世本》、《山海经·西经》、《大荒·西经》等古籍论证医巫本为一体：“称医为巫，古之遗语也，夫医字亦作毉，古之遗文也。”“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进而认为“世之人争言医矣，然而未知医也，夫古之医古之巫也”。再次论证了“巫可废而医亦可废”结论的“正确”性。

《脉虚篇第四》：“医之治病，其要在脉”。但《周官》、《素问》、《史记·扁鹊传》关于脉象的记载，却相互矛盾，扁鹊言脉是“功在一时，罪在万世”。进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药虚篇第五》：认为《神农本草经》所说的“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之上药且不足于练形、中药且不足以养性，“独执区区下药欲以夺造化之权，操生死之柄，不亦惑乎？”又称《神农本草经》历经数代增补，药性杂乱，坊间混淆。遂遽然认为：“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

《证古篇第六》：列举周公、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实，借古讽今，相当然地认为：“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去疾篇第七》：武断地认为，疾病的产生是由于邪恶之心所致。“夫人之病由心生也，心者气之帅也，气者人之所以生者也。善养生者，长善心而消恶心。善心为主，四体从之，其气和调而畅达，足以御风雨寒暑之变，故其为人也不病，虽有病也不死”。“不善养生者，消善心而长恶心，恶心为主，四肢达之，其气缪戾而底滞，非但不足御风雨寒暑之变，甚者挟吾心而妄行为狂易之疾，故其为人也恒病。”他最终的结论是“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

晚年的俞樾体弱多病，不得不营求“却疾”之方，依赖药物延年续命。加之不幸的家世和悲凉的生活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一首病起口占诗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态：“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艎，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4]。特别是在读了友人郑小坡所著医书《医故》后，俞氏态度有所不同。他为其书作序说：“考其源流，别其真膺，六师九师，斥王勃序之诞语；外实内实，证华佗传之讹文。昔魏宣武以经方浩博，诏诸医寻篇推术，务存精要，此书庶几近之乎。悬壶之士，得此一编，奉为绳墨，察于四然，审于二反，处方用意，务合古人，而医道自此尊矣，医道亦自此难矣。医道尊则不可废，医道难则不知而作者少，亦不待废。余故曰得君此书，吾《废医论》可不作也。”[5]为补《废医论》之失，“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俞樾在《医药说》[6]中改变了《废医论》中关于“药虚”的立场，基本观点是：“医可废，药不可尽废。”

但俞樾所信的药，“非医生切脉处方杂书药，十数种或数十种合而煮之而饮也，药乃丸散之类也，丸散之类由来已久矣。”并对“丸散之类”的成药的发端和功效来源，有着这样的推理：“原药之所以自起，盖天生五谷所以养人，人可常服，其余百果、草木则皆不可以常服，故亦不可以养人，然其性有与人之疾宜者。生民之初，皆食草木之实，遇有风雨、隐晦、寒暑，不时之疾病，食一草一木，忽然而愈，始犹不察，继而惊异，转相传告。或暴而干之，屑之为末，或合数种为一，以水和合之，此丸散之名所以始也。”这与现在中医学界关于药物起源还依然“公认”的说法——“原始人最初在寻找食物充饥的过程中，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发现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样便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7]，基本相同，诚可谓其最早张本。

尽管《废医论》基本上是一篇不通之作，“仅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由文献到文献，而对古今医药的实践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则难免会形成违背科学的错误观点，得出荒谬的结论”[8]，且“涉于考据者，凡古籍记载不一即指为妄而议废。全文七篇几无一篇立论确实者，故其谬一望而知不烦一一纠正”[9]。早在1931年名中医邹趾痕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俞曲园废医论辨》一文即指出：“其作‘废医论’也，不过以其治经之暇余，旁骛及之，皆豹一斑之论，乌可据为彻底之判断哉。”并作七言长诗驳之：“俞曲园是经学家，不懂医理也谈医……此是越俎代庖话，尸祝怎把庖事知……俞君引出《废医论》，要灭中医费心机，中医自有圣医理，不与俗医一般齐，是否圣学也要灭，明人公判免偏私。”[10]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却成为近代“废止中医”和“废医存药”思想之滥觞。

俞樾对中医“素未通晓”，他在一封书信——“与胡荄甫农部书”中坦言：

辱以素问见询，素问乃上古遗书，向曾浏览，惮其艰深，且医药自是专门，素未通晓，若徒订正字句之间无关精义，故未尝有所论撰……[11]

俞樾对中医“素未通晓”，他在一封书信——“与胡荄甫农部书”中坦言：

辱以素问见询，素问乃上古遗书，向曾浏览，惮其艰深，且医药自是专门，素未通晓，若徒订正字句之间无关精义，故未尝有所论撰……[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