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鼎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以玉器和铜器最多；玉器以璧为主，铜器是钟鼎最多。历代统治者偏爱钟，是因为钟声具有明亮，纯厚的金属音质，而且穿透力强，余音缭绕不绝，给人高雅、庄严、神圣感。所以钟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权力，威严和财富的象征，甚至成了治国兴邦的精神依托，在青铜还没出现的远古，便有陶钟的出现了，可证其悠久和重大意义。想想，一点也不奇怪，确实难找一种乐器具有钟这样的优点，虽说钟鼓齐鸣，鼓声响亮，甚至能让人血脉沸腾，却不能给人以高雅和庄严感，确实是逊钟声一畴。

圆钟适合撞击，扁钟适合演奏，从春秋开始奏乐钟便渐步由零散走向组合，三五七个不等，称为编钟，这也说明音乐逐步完善和有了质的飞跃，能表现复杂的声乐。南越王墓出土了一整套编钟，包括十四个钮钟，五个甬钟。这套编钟保存得很不错，我看过出土时的图片，半埋土中泥土满身，依然散发着逼人的光芒。现经过磨洗，摆在展厅，灯光映照更觉光洁如新，不见锈迹。钮钟和甬钟的区别只是钟柄不同，甬钟上还有兽形的斡，钮钟没有。钟身均饰有钉纹，古朴而厚实。

在古代，编钟多用于宫廷的演奏，民间很少流传，宋之后被宫廷淘汰，便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南越王墓还出土了一套青铜乐器，类似钟，素身无纹，器体硕重，胎璧较厚，柄为方形，与身合体铸出，这种乐器名句？（此字是“耀”字中光旁换成金旁），流行于吴越间，是吴越民族乐器。此句“耀”共八件，大少递减，乐器上有二行铭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并有从一到八等字样。之前历史上只有孝文帝和南越第二代王称文帝，但是汉文帝是死后的庙名或是溢号，生前并不称文帝，只称帝或上。只有南越国赵佗生前曾自称武帝，赵胡生前曾自称文帝，帝号是生前便有。由此可证此文帝是指南越王第二代王赵胡，此乐器既是百越古乐，又有“文帝”字样，可以肯定是南越自铸。由素身无纹可以看出，青铜铸造技术还在初步阶段，当然也不排除这种乐器本身就是无纹，但参证其他出土自铸铜器，也是甚少文纹，样子简陋，还是技术落后的可能性较大。钟是悬挂式的，它却是倒置（插）式的，就是柄在下，口向上。不知道开始时是不是因越人插在地上奏乐，才形成这种倒置方式，但不管原因是什么，非常特别，很有特色。

钟鸣鼎食，在古代，钟和鼎同样是权力、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故用鼎有严格的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南越王墓出土了大少不下三十多个铜鼎，还有不少的陶鼎，但质量都不高。多是自铸的越式鼎，样子粗糙、简陋，十分难看，粗具样子而已，多不饰纹饰，无论是造型还是工艺，无不显示出南越时期岭南铸制工艺的落后，只能满足实用要求。大部分的鼎都锈得很厉害，显得支离破碎的，可见青铜的合成技术极差，上好的青铜是不易生锈的。综合大楼的展厅里，恰好展出战国甚至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便是甚少锈迹，极之精美，论时间却要比南越早几百甚至上千年。只有一只楚式大鼎稍为漂亮一些，纹饰和兽头均有，质量也高，很少锈痕。两者对比，更显得越式鼎的难看和质量差。

倒是一些日用青铜器让人惊诧于古人的智慧。比如有一铜挂钩，是用来悬挂鱼肉等食品，为了防蚁，于是钩上有一个小铜盅，里面注满水，蚂蚁只能看洋兴叹了。还有一个用来行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烧烤用的青铜器，方形，平盘，浅腹，宽沿，美观又实用，让人叹服古人的智慧。

铜提筒·银盘

南越东南濒海，国内河道纵横如网，南越人多以渔猎为生，南越王墓中就出土了不少网坠，准管这些网坠只是石头造成，并非美玉或金银，算不上是珍奇，却真实地反映当时南越地区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但在所有出土文物中，我觉得最具岭南特色的却是这个铜提筒。

筒的外型简单，底部比上部稍细，呈上大下小的圆柱形，靠近筒口处两边有提手，样子和现在常见的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提手变作两耳。在古代青铜器中，很少见到提筒或桶，甚至很少有这种“筒单”的形状。瓶罐缸等造型多是窄口平底宽腹，是一种外型呈椭圆状，有着优美的曲线；筒或桶却以直线为主，造型简单，相对之下不那么美观。奇怪是这种简单造型在中原文化中很少见到，也许这是因为中原文化先进，除了实用更讲究美观，岭南文化落后，多只能以实用为主吧。这种提筒除了在两广发现外，只有在邻近省份靠近两广的地区偶有发现，绝大中部分都出土都集中在两广，确证这种提筒只在岭南一带流行，是南越的特色。

有一组共三个，出土时小的放在大里面；没盖，形造完成相同，保存最好是最内那只，文纹很清晰，表现的是岭南的风颜。是四首船首尾相连的船，船身修长，两端高高翘起，船上播满羽旗，迎风招展，十分漂亮。船上的人头插羽饰，赤裸全身，只在腰间缠又长又宽的腰带，一副断发纹身的越人想象；有在奏乐，有在弯弓搭箭，有在划船，船中有双手被缚者，面前一人一手拿刀，一手按其头。估计这是越人杀俘的情形。史载西汉初南越各族有相互攻击的陋习，赵佗多方制止才渐渐改变。文物大楼壁上的彩画就是此图，确实极具南越地域风情，虽然此风情颇为野蛮。

有学者因越南出土的提筒更多，便认定提筒是从越南传入，我倒是有不同意见，越南北部自秦时便归属我国，和两广接邻，出土提筒自然并不奇怪。至于越南出土更多，这可能是因为越南比南越更落后，铁器铜器多依赖南越输入，自然是少而落后，故实用而简单的提筒便保留更多。

提筒最具南越风貌，那么这只银盒就最能说明当时东西文化或贸易交流。据学者考证，这件银器来自波斯，即现在伊朗一带。是如何辗转来到南越，没人知道，其实也不重要，重要是它的存在说明了东西文化间交流自古便有，而广州因濒海，便成了海上交通的窗口和集散地。

此银盒呈偏球体，外型颇为优美，素面遍布类似细叶凸纹，聚看颇像一朵盛开的菊花。凸纹并非雕刻，而是用模锤压而成，简单却太方；我国极少这样的文纹，亦少这种模压锤成的工艺（在远古），一见便让人有一种异域的神秘感。时间太久了，当年光亮的白银现在已经失去光泽，像蒙上一层泥诟，白里泛黄，有点像青铜器；但比起铜器，又显得十分干净。在古代，这样的舶来品极之罕见，转入南越国后，便在银圈足和盖上慎而重之的刻上“私官”等铭文，以显珍贵或罕有，便不足为奇。盖上的小钮，也是后来才焊接上的，可能也是为了适合使用习惯吧。出土时盒内还有药丸半盒，可见是墓主生前极之珍贵的器皿，用来存藏珍药。

可能是断落的墓石砸到银盒，上有凹痕，稍稍破坏了外型。

2008-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