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应汉堡民族剧院的邀请担任驻院评论家。一年中，他对剧院上演的52部作品进行评论。这104篇评论被收录在《汉堡剧评》一书中，成为欧洲文艺批评的重要理论成果。同时，《汉堡剧评》的价值也体现在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互促关系上，成为剧院团与评论家在沟通合作上的经典范例。

文艺批评是人们在对艺术作品进行鉴赏之后，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并做出理论上的鉴别与论断。国家艺术院团代表我国艺术创作的较高水准，肩负建设国家主流文化的战略任务，其创排的艺术作品既面临市场的考验，也面对着批评家、学者乃至广大观众的鉴定与品评。那么，在目前深化国有演出院团体制改革之际，文艺批评对于国家艺术院团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院团又是怎样看待来自各方面不同的反馈意见？几家院团的负责人就此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争议与批评中健康成长

在采访中，各院团负责人普遍对文艺批评表示关注。“我们一直非常重视文艺批评，我们的工作也一直对批评采取开放、欢迎的态度。”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这样说道。他介绍，国交一直有系统地收集各种反馈意见，并遴选出对乐团艺术建设上有益的信息在乐团办公会议上进行分析讨论。在每年新曲目的创作上，国交也遵循先期征求意见和组织专家论证的原则，以保证艺术创作的品质。

“一个作品有争议才能健康地成长。”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表示，批评家在理论上的支持和建议对院团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么，在批评之下是否会有压力？面对记者的提问，冯英坦言：会有。实际上，中芭的艺术创作也遇到过质疑的声音。200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演出时，冯英还是中芭的演员。她回忆说：“那时候批评声音很大，当时我们听到了心里也有波澜，有压力，但我们都能够正确面对。”去年5月，中芭以昆曲经典为母本，推出了原创芭蕾舞剧《牡丹亭》。由于在舞台、音乐等方面的后现代尝试，这部作品在评论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冯英告诉记者，当时有专家对作品的音乐创作接受不了，不赞同将西方音乐和中国传统故事《牡丹亭》糅在一起。她说：“这样的争论是正常的，如果都是一面倒的评价反而不正常了。”

院团与批评家应共建良性机制

“现在有多少健康的文艺批评？”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中央歌剧院院长俞峰提出了质疑的观点。他认为目前的许多文艺批评并不能使人信服，难以达到改进和提高剧院艺术创作的效果。“现在的文艺批评不是一味地鼓吹，就是一味地打压，不是很正常。”他提出，健康良性的文艺批评应该有较高的美学高度和艺术高度，往往涉及到文化学、社会学、艺术美学等一系列的学科范畴，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工程。要让文艺批评成为艺术院团的良师益友，批评界和院团应该共同努力。

相似的观点也来自中国国家京剧院副院长宋官林，他对目前的文艺批评的评价是：宣传多、批评少。他说：“往往在剧本讨论阶段，批评家可能还会贡献一些意见。但在剧目演出后，批评家们可能觉得院团排演这个剧不容易，因此正面评论就多了一些，提出问题稍微少了一些。特别是对于一些文艺现象的分析相对薄弱。”因此，如何建立健全文艺批评的良性机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目前文艺批评的诸多问题，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策划中心主任刘铁钢正在酝酿一个“戏剧咨询平台”，以期通过这种方式让学者与专家参与到剧院戏剧建设中来，提升国话的戏剧品质。据了解，这个平台将由国家话剧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联合打造，将会邀请多个学科的青年学者进行交流、座谈，对国话的戏剧创作进行指导。刘铁钢在采访中强调了青年学者的概念。他说：“现在青年人是戏剧观众的主体，我必须得找青年学者参与其中，让他们在剧目上演之前对剧目进行客观的品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观众的批评同样重要

在谈到对剧目的反馈意见时，几位院团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观众的因素。冯英和俞峰都说，他们非常关注观众对院团节目的评论，观众通过网络、书信踊跃地表达着他们对剧目的观感。“甚至在剧场中，观众的掌声、观众脸上的表情都是对我们表演的一种反馈。”

宋官林告诉记者，国家京剧院的戏迷十分关注演员的表演，对京剧院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他称赞现在的戏迷水平很高，有些甚至不亚于专业人士，他们听戏的认真和细致让人感动。一次由于剧院工作的失误，在演出《伍子胥》的时候，该故事原本发生在春秋晚期，屏风中却出现了唐诗。热心观众很快就来信指出了问题。宋官林立即在信上回复了意见，并在整个舞美中心宣读了这封信，告诫工作人员要杜绝这种现象。

刘铁钢对观众的反馈也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讲了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在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演出完后，他看到一则网友的评论：“我一直以为所谓的主旋律戏剧都是那些唱高调的，一听就不想看，但是如果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也是主旋律，我会大声疾呼：去看主旋律的戏吧！它给你激励、它给你振奋、它给你自省。”刘铁刚说，观众的这些评论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评论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促进着话剧更好地发展。因此他表示，国话在每场话剧的节目单后面都留有邮箱地址，观众对剧目有什么意见可以及时传达给剧院。而在将来的剧目说明书上，刊登的将不是著名评论家的赞誉之词，而是普通观众的心声。

倡争鸣，做诤友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戏剧戏曲学博士生导师周靖波介绍，中国近现代以来曾经有过良好的批评传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戏曲界涌现出一批剧评家，他们对于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成长和艺术风格的完善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统区和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等地也有一批剧评家，他们非常内行，评剧本，评导演，评演出，几乎戏剧艺术的各个门类都在他们的批评视野之内。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中既强化了戏剧的社会作用，又对戏剧艺术的精益求精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近几年来国家艺术院团的艺术创作情况不容乐观，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受到实力强劲的地方院团的“叫板”。这就更需要良好的文艺批评为其提供理论指导。但是现在文艺批评的状况很难令人满意，平面媒体上关于演出的评论看上去不少，但大多是新闻记者的观后感，谈不上够水平的文艺批评；要不就是某剧研讨会的发言内容，无非是吹捧和敷衍的套话。真正一针见血的批评很少。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乔建中教授也表示了相似观点：从中国文艺批评现状整体而言，吹捧多于“打杀”。一方面，往日旧习还在，有些批评家不看作品质量，而以“来头”为准；另一方面，批评界长期没有建立起良性的批评机制，没有逐步形成一种健康的文艺批评的“行业风尚”。

谈到解决这种局面的途径，周靖波表示，批评家与院团的关系应该是诤友关系。所谓诤友，就是建立在艺术鉴赏力基础上的、尊重个性、尊重良心的关系。应该重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批评自主，落实艺术民主，强调批评要有个性，杜绝千人一面的文章。

(载于中国文化报，2009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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