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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是历史剧的底线,胡说是历史剧的红线

(2021-10-15 12:42:25)
标签:

电视剧

分类: 文化
戏说是历史剧的底线,胡说是历史剧的红线

韩浩月

正剧不可立场跑偏

去年播出了一部历史剧,名字叫《大秦赋》,以8.9开分,降至5.8分,成为近年来历史剧创作的一个独特例子。一般来说,历史剧只要故事流畅、制作讲究、表演到位,都能得到观众的不错评价,《大秦赋》的高开低走,一反历史剧创作的基本规律,值得去反思。

总体来看,《大秦赋》在制作层面基本满足了历史剧的水准,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价值观取舍。

从第一集开始,嬴政的一段旁白,即奠定了剧作对王权的自恋与炫耀基调,“我是你们的王,天下的主宰……欢呼吧我的子民,我的功业将被浇筑在青铜器上,铭刻在高山之巅,我的荣耀将光照天下,痛饮吧我的子民,我的功业将泽被你的子孙,永远流传于世……”

对于注重个人权利、追求平等、在不同的社会分工要求下实现自我价值的现代人来说,嬴政的居高临下,会令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剧作不是不可以表现嬴政的“功业”,但不能脱离客观事实与中立公正。高唱颂歌,会导致一部作品立场不稳,禁不起拷问。《大秦赋》的缺憾即在于此——对嬴政的过度包装,使得《大秦赋》这部“大秦帝国”系列的第四部作品,点燃了观众的不满情绪。

除了偏离了正常的评价体系,《大秦赋》甚至尝试颠覆“苛政猛于虎”“天下苦秦久矣”这样的共同认知,但又没给出扎实的历史证据和经得起推敲的评判标准,使得该剧在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对伪史的借用,对历史事件的嫁接,还有对一些学说的篡改等,让孙皓晖的原著《大秦帝国》也曾被专家学者诟病,但因为前三部作品并未暴露出“给嬴政洗白”的意图,所以口碑不错。

但据报道,作为第四部的《大秦赋》,改编创作和孙皓晖已全无关系,失去了原著作者的最后一点约束,创作彻底跑偏也就不奇怪了。

说到历史剧,观众通常以“历史正剧”的标准来看待。而像《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这样的剧作,一般会被当成“古装戏说剧”来看待,与“历史剧”基本扯不上关系。

观众以正剧的标准来要求历史剧,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历史剧提供的不只是娱乐,更重要的,是帮观众寻找一条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以可观的形式,让观众到达“历史现场”,并且以当下的眼光,通过观剧这一“参与”形式,来寻找自己的精神与文化“家园”。因此,任何对历史人物与真相的篡改,都是对这片“家园”的污染。

拍历史剧虚实比例得掌握好

对于历史的“再创作”或者说“再加工”,古已有之,《三国演义》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罗贯中写作这部小说,便是根据《三国志》而来。《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摆明了跟读者“有言在先”——别把这当百分百的真历史来读。

鲁迅对《三国演义》颇为挑剔,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过,“(三国演义)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但对于读者来说,《三国演义》情节精彩,人物性格鲜明,读来难以释手。

鲁迅说《三国演义》“七分写实,三分写虚”,其实已经给出了根据历史进行“文艺创作”的原则与标准,哪部分多一点少一点其实问题不大,“实”的部分根据基本史实来,别跑偏,“虚”的部分发挥想象力与语言表达能力,让人物尽可能地活起来,这样,就能呈现一部优秀作品。

当代作家在“戏说”历史的时候,大概也把握了鲁迅给出的分寸,无论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还是马伯庸《三国机密》等历史小说,变的是“虚”的部分——网络梗与搞笑手段的加入,“实”的部分并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在用严肃的创作态度在“戏说。”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讲《品三国》,也是一种“戏说历史”的形式,和电视剧不一样的是,《百家讲坛》的戏说可是视为一种“电视脱口秀”,主讲者就一个人,要想牢牢吸引观众,必然要比电视剧更加个性化,这样就算“戏说”稍微过头了点,观众也能理解并接受。

电视剧是最为大众化的娱乐产品,因为影响力可以渗透到最广泛的大众层面,所以电视剧比电影、图书、讲坛,面临的创作压力更大,历史剧尤甚。因此,拍摄历史剧最大的难度,其实还是要掌握好“戏说”的尺度与分寸,这种尺度与分寸,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这对创作者的前瞻性、把控水平、以及实现能力,都是不小的考验。
但有一个底线不能突破,就是要以严肃的态度来拍历史剧。以严肃的态度来拍历史剧,和把历史剧拍得好看,并不存在天然的矛盾。历史剧想要深入人心,让观众产生共鸣,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历史。

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运用智慧的电视剧表现手段,来呈现一部优秀的作品,对历史进行戏说,以及通过胡编乱造来实现剧作的娱乐性,都可以视为智慧与能力不足,没法支撑创作者完成一部优质剧。

当然,作为一种大众娱乐产品,电视剧如果完全按照史实来拍,缺乏细节的浸润,难免会显得枯燥。

因此,哪怕是历史正剧,也还是需要适当的虚构与用心的编排,在这方面,空间其实还是很大的,比如在人物形象的丰满、人物性格的真实、台词旁白的细致、局部细节的冲突等,都可以大胆地创作、逼真地呈现。只是要认识到,这种虚构与编排,是一种服务举措,要突出服务功能,而非喧宾夺主。

比如《汉武大帝》在片头就提示, “根据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改编。”,但在细节中,还是增加了不少“文学性”的内容,比如景帝雨中送晁错的情节,就写得很是煽情动人,晁错是景帝的老师,茅草屋里见到景帝下拜,被景帝叫起,两人有了一番文邹邹的对话,景帝感叹说“这雨下得...”晁错回忆“臣记得第一次到太子学舍,奉陪陛下读书的时候,那天也是在下雨啊!”景帝道“是呀,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景帝伤感的说,“老师,朕从师二十年,还从没有给老师斟过一杯酒。请——”

这段情节虽然精彩,但却是编剧“戏说”的,史书记载,晁错被汉景帝骗到菜市口,身上穿着朝服就被腰斩,他们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上述师徒情深。

历史剧的三个层次

回顾这些年来的历史剧,大概存在这样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像张黎导演的《大明王朝1566》《走向共和》,刘和平导演的《北平无战事》,吴子牛导演的《天下粮仓》等这样的大剧佳作。因为具备大视野与大胸怀,同时能够客观看待历史进程对人的影响,站在民间立场看待历史风云,使得这些剧作拥有了货真价实的史诗风格,禁得起观众与时间的考验,无论过多少年,都是优质佳作。

而之所以这些已成经典的历史剧,既好看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其中有很重要一点,在于创作者的虔诚态度,比如在创作《大明王朝1566》的时候,编剧刘和平把嘉靖和海瑞的像,挂在了自己的房间里,每天在写作之前,会先给这两位焚香叩拜,然后再动笔,在这样的“仪式感”下,他写出的剧集,不好看的可能性很低。

吴子牛在拍摄《天下粮仓》时,经常一边流泪一边导戏,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说句实在话,我拍《天下粮仓》不知道流了多少泪,可以说是一边流泪一边把戏导完的。”受创作《天下粮仓》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哪怕桌上掉下一粒饭、一点菜,吴子牛都看不下去,要用筷子小心翼翼夹起吃了。在这种创作态度下拍摄出来的作品,自然会让观众感同身受。

第二层次,则是像陈家林导演的《唐明皇》《康熙王朝》《武则天》等,胡玫导演的《汉武大帝》、李少红导演的《大明宫词》《大宋宫词》等,带有创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也符合播出时代观众对于历史剧的基本审美需求,属于不缺亮点、故事中规中矩的作品,因为没有突出表现历史观,也未引起大范围的争论。

而第三层次,则是类似《大秦赋》这样的剧作了,它可以算作是历史剧走向歪路的代表作。它戴着历史正剧的帽子,一本正经地说着一种谬论,看了让人“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倒不如《康熙微服私访记》这样的戏说剧,因为创作者知道自己在戏说,观众也知道它在戏说,所以没人当真。可一旦有观众群对《大秦赋》这样的电视剧当了真,就是一件很让人担忧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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