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浩月

    一个月的时间里，世界影坛损失了三位大师级别的导演，台湾的杨德昌，瑞典的伯格曼，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每一个大师的离去，都会有舆论说出“××时代的终结”之类的评语，比如杨德昌的去世被认为是“台湾独立电影时代的终结”，两位洋导演的去世被认为是“电影大师时代的终结”。看多了各种各样的“终结论”，慢慢的对“××时代的终结”这样的形容麻木起来。

    但对大师的怀念永远令人感动，阅读报纸上那些深情的文字，无法不为之动容。纪念文字勾起了人们对记忆里美好影像的回忆，从而对这些影像的制造者，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但很快你会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脆弱的电影虫子，在你尚且还沉浸于媒体制造出来的悲伤气氛中的时候，那块版面已经飞快地转移到明星生子和各类娱乐消息中。也许你会惊诧于媒体热点的转换如此之快，但你不能抱怨，毕竟媒体要照顾到更多人的信息需求，大师过世的版面不过是专为你准备的一份祭奠品，而更多的读者需要甜点，他们不管什么大师不大师。如果你坚持自己的喜好，那么最好的方式是躲到网络上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寻找和你是同类的动物，那个角落和大师们的所去之地一样，空荡寂寥。

    三位大师的去世，抛开电影圈和媒体圈，没有多少人内心会为之生起波澜。处于人们视线中心的，是暑期上映的大片，是正在制作中让人期待的商业大片，人们津津乐道依靠技术手段制造出的震撼视觉和声效，讨论的是商业大片拍摄过程中的主演换角、男女明星的绯闻。如果说大师是巨匠，那么大片就是金刚，人们宁可去那只关注有着巨大身高的毛茸茸的动物，也不会关心大师苍老身躯背后的故事。电影娱乐被大片一统天下，大师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在他们去世时纪念一下，或者供人们在闲暇时忽然想起，原来电影也曾经是伟大的艺术而不是计算机生产出来的一次性消费品。

    著名导演田壮壮说过一句话，“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一世纪的人看的”，这是一句得罪观众的话，但却切中了电影发展的要害。我们现在说起去世的三位导演的作品，大多是他们最辉煌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作，不知道再几十年或一百年过去，未来的观众说起现在的电影，会把大师的称谓放在谁的头上，哪些电影会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他们的选择越过了当下，还是选择了杨德昌、伯格曼们，那说明我们现在的电影工业是有问题的，它创造了巨大的票房价值，却损伤了电影最富魅力的本质。如果他们选择了曾经被批判的体无完肤的一些大片，比如张艺谋、陈凯歌的一些作品，那才真的说明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属于理想主义、属于批判和创造的时代落下了帷幕，迎来了属于消费主义和感官享受的时代。

    对于三位导演的纪念，是精英媒体的纪念，是小众群体的纪念，我注意到，与少数精英媒体以几个版面作报道相比，一些市民媒体最多只给了一条几百字消息那么大的版面，这说明被电影迷倍加推崇这几位大导演，在大众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是多么无力。前不久凤凰卫视做了一期节目，著名导演何平认为“人类选择什么，什么就是对的。当人类不选择了，你别给我说你多深刻，你多有超前意识，没用。”我所理解何平的言下之意是，电影大师们的作品不能够获得更多人的认同，是和观众的选择分不开的，那么我们要怪大师电影的媚雅，还是怪大众的媚俗？

    不仅是大师电影难以走近普罗大众，作者电影、艺术电影也和电影院线、电影观众显得格格不入，在国内这种状况更加明显，由于没有成熟的艺术院线，借道商业院线和观众见面的艺术电影往往遭遇冷遇。记得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在北京影院上映时，最惨淡的情景是一场电影只有两名观众，而这部电影之前刚刚获得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最重量级的奖项“金狮奖”。贾樟柯曾被国外媒体誉为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但是他的“殉情心态”某种程度上也封闭了自己通往大众的道路。艺术电影坚持孤芳自赏，并态度激烈地与商业电影对抗，表面上的壮烈，掩饰不了其在接近大众的过程中所缺乏的诚意，而大众对艺术片一向是缺乏主动亲近的热情的。长此以往，不仅出不来电影大师，就是本来一些艺术电影的生存土壤，也会逐渐流失。

    大师们的电影作品是经过时间检验才得以流传下来的，他们那个时代的电影环境要比现在好的多，他们并不用去关心票房，观众选择的余地也不太大，内外部环境给了他们的电影成为经典的机会。面对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愈加尖锐的矛盾，一些影迷提出，当下电影环境的不健康，很多好电影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影迷也应负起责任。但影迷是影迷，观众是观众，前者代表的小众喜爱，永远取代不了后者的集体选择。很多导演在艺术和商业中间左右摇摆，两相迎合的结果造就了一批没有价值的电影。一些导演的名利双收思想太明显，脚踩艺术和票房两只船，最终可能两者皆失，只能寄希望于后人看走眼，送上一顶廉价的大师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