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浩月

1月9日，“中国首幅通过点击数定价售出网络波普油画”的生意成交了，交易品名为《文学刺客叶匡政》，成交价是6846元，出售者是著名的恶搞油画博客作者安迪，购买者是一位诗人企业家（据1月10日《北京娱乐信报》）。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交易双方各得其所，得利的得利，扬名的扬名，为商业时代无孔不入的交易又增添了新的项目，也为寻找恶搞这项“伟大事业”的盈利点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是一次冠以艺术与收藏的名义进行的金钱与低俗产品的交换，也是一场背离恶搞本意、追名逐利的行为。网络上，曾有不少的恶搞作品辛辣淋漓，让我们为之会心一笑。但后来，随着恶搞概念的深入人心，不少别有用心者趁乱而入，借着恶搞的名义盘算内心的小九九。在网络恶搞作品良莠不齐的时候，恶搞油画虽然形式新鲜，但内容恶俗不堪，置被恶搞者最起码的尊严于不顾，是对艺术和人的双重玷辱。

在王菲“兔唇女”事件之后，人们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娱乐并非是无极限的，通过对个人隐私肆无忌惮的践踏获得的偷窥快感，是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不愿去做的。恶搞油画便是属于把握不住娱乐限度的一种，每逢八卦消息满天飞的时候，恶搞油画作者便呈现出兴奋到难以自制的状态：在蒋雯丽涉嫌拍摄“乱伦”广告的油画作品中，一头古怪长发的蒋雯丽手中拎了两只相貌怪异的大猩猩。全裸的赵丽华、大着肚子的郭晶晶、三大导演旁观章子怡手持手术刀要给宋祖德动手术、徐静蕾怀抱兽面人身的怪物、隐私部位打上了马赛克的张钰……恶搞油画无所不用其极，不断挑战着观者对油画这项艺术的传统审美底线。

到现在为止，被恶搞的明星还没有人对恶搞油画作者提起诉讼，我个人认为，恶搞油画应该被追究责任。因为，恶搞油画丧失了一般新闻只客观报道事实不予评论的原则，其夸张的表现形式已经起到了引导舆论的作用；恶搞油画编造场景哗众取宠，非当事人被安置于作品中，属于恶意捏造，如三大导演旁观章子怡给宋祖德动手术；恶搞油画不尊重新闻事实，一味以丑化被恶搞对象为手段取悦观者；油画人物与被恶搞者相貌高度相象，达到了侵犯他们肖像权的标准。

当然，拿艺术的幌子来为恶搞油画辩护，可以推脱一番责任。牵强附会地引用一些洋艺术家的观点，也能蒙混一些对艺术盲目崇拜的人。按照通常的理解，艺术是被用来欣赏和赞叹的，艺术是对优秀文明与文化的继承与传播，从来没有一种艺术能依赖诋毁别人的名誉而获得永存。恶搞油画的作者对媒体表示，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垃圾，谁说了也不算，要让时间来判断。”其实，无需时间来证明，恶搞油画的性质已经注定了它就是一种速朽的东西。时间能证明的，是毕加索、达利、米罗等大师作品的永恒魅力，用时间来证明恶搞油画的价值，开什么玩笑？

恶搞油画可以在网上引来一定的点击，但在现实生活中必定遭遇人们传统审美观的阻击，它只适合生存于网络某个阴暗的角落中。恶搞油画的第一笔生意，可谓是一次卖点充足的产品推广会，但同时也是一次失败的营销，诗人企业家可以买一副《文学刺客叶匡政》，崔永元有可能买一副《我的长征》，但我想像不出，有谁会愿意买一副“章子怡手术图”或者接近于低级色情作品的“张钰裸露图”，买回去之后是挂于客厅中用于来客欣赏还是私藏于卧室里独自品味。之所以说它失败，是因为恶搞油画这种“产品”定位不准确，没有消费群体，靠哥们几个捧场博个噱头可以，想独辟蹊径开创一个销售模式，这想法难免也太幼稚了些。看热闹的人起哄是可以的，但他们还没傻到为此掏腰包的地步。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反对把戏仿和反讽称为“恶搞”。戏仿和反讽在其娱乐表象的背后，还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后舍男生的翻唱展示了网络时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胡戈的《馒头》在用婉转的方式对中国大片进行尖锐的批评。而恶搞是建立在牺牲个人形象与名誉基础上进行的一场网络狂欢，恶搞油画正是这股污浊潮流中生出的一朵“奇葩”，要警惕这种批量生产的图片垃圾，披着艺术的外衣登堂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