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文学研究主要分为文本分析理论和叙事学两大部分，两者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前者研究文学文本的内部结构关系和文本的互文性，后者则从作品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来揭示意义。应用这两者分析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文本，既可以有助与我们理解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又可加深和拓宽对日本近代文学文本的理解。

  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自足的结构系统，同时又是一种分类的原则”（Saussure， 1916：25）。他独创地论述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是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为现代符号学的创立开辟了方向；同时他指出语言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价值体系，其意义产生于体系内的种种差异关系。与此同理，结构主义将文学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规律﹑自成一体的自足的符号系统，注重其内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而且给文学批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叙事学和文本理论就是以索绪尔的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上的借鉴，前者以微观分析见长，后者以宏观研究为主，两者有相通之处。

1.文本的内部结构关系

  《竹林中》讲述的是：有个年轻武士在竹林中被杀，美丽的妻子也遭到大盗的凌辱，可是大盗和妻子都各执一词自称是凶手。而死者的亡灵借巫婆之口却说是自杀的，究竟谁是凶手？小说没有结论。整篇小说由七个人的堂前叙述构成。先由发现尸体的樵夫，在路上遇见过武士的行脚僧，逮捕大盗的捕快，武士的岳母四人，提供了案子的表面情况，交代武士，其妻及大盗三人的外貌，身份，来历，作为现场以及逮捕大盗的经过。三个当事人的口供，则是叙述案子的内在原因。大盗说他本无意杀死武士，是武士的妻子杀死其夫，好跟他私奔，但他是堂堂正正进行决斗杀死武士的。妻子说她原想自杀可又不愿看到自己遭受凌辱的丈夫活在人间，遂把他杀可，自己却无勇气自杀而苟活下来。最后武士的亡灵借巫婆之口说大盗不仅欺凌其妻还引诱她私奔，妻子居然依顺，但要大盗先杀了他，对此大盗也感到惊鄂，于是，征询晌午市是否杀掉其妻，犹豫之际，妻子逃走，大盗也逃出竹林，见此情景，武士愤而自杀。

  小说中七个人的叙述都是一种“能指”，指向叙事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每个句子或段落都是众多能指的交织，每个人的叙述平行发展，相互交叉，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复调逻辑。随着叙述得进展，事情的真相与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退到背景中去。声音永远是方言和个性的，是无边无际的空间，众声喧哗的声音消解了抽象的﹑一维线形的常规语言与客观真实存在之间的对应关系，读者难以根据时间或因果关系拼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事实的真相与当事者的叙述之间有一个悬置空间，这个空间是无法填补的，因为其中隐藏的是人性的不可知性。在已书写的和将可能书写的关于这件事的特征和意义的那些文字的背后，此事件已不再作为一个客观事实而存在了，人们所认识的将是“文字”中的事件；“事物”本身只能存在于指称之中，它只有名，它的实何在，叙述文本本身和文本中的“文字”始终未能加以证明，能指和所指分裂，名与实分裂，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能指始终未能引出所指，小说文本是对能指的放纵，所指被无限度后移，没有终结点，随着时间的推迟，能指一再重复，意义自行补充，文字留下印迹，而印迹又一一悄然而逝。符号的确定意义，因而被不断延伸、淡化、覆盖，进入一个无休止的言说、书写和阐释的大循环。从空间角度看，七个人言说语义的派生、错位、交叉互文都可能引发对话、评论、讹传、误读、乃至纷争四起，就好比枝叶交织的一束花，稍有触动，意义的种籽就会爆裂四散，落地生根。小说中的语言作为符号所表现的意思就在所有符号的差异之中，它是无休止的相互差异的产物，结果所指的指称就必然出现表征危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揭示存在的奥秘，或者本身就是存在的奥秘；同时语言也可能成为存在的遮蔽。语言既是启示和照亮，也是迷惑与遮蔽。语言的神奇魅力就在于它的这种照亮和遮蔽的双重性。   

  那么如何认识这种不可靠性呢？按照经典叙事学的理论，人物功能与叙述者功能都不可能是密合无间的，叙事者的动机﹑欲望和潜意识都或多或少地嵌入了话语链，这使得人们永远偏离脱节于历史事实。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关注读者对故事逻辑的建构，着力探讨读者与文本的交互作用，认为不可靠性不仅发生在事实/事件和价值/判断轴上，而且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也就是说读者的阅读成为一种伦理行为，读者的伦理回应依赖于那些预期目标与我们自己的特定价值以及信念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和巴特的文本理论有相通之处，巴特认为文本昌盛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文本是一种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和去中心化，文本不是读者被动消费的“可读”经典文本，而是读者主动参与的“可写”文本，文本 “意义”在一种开放性的生成中趋向于不确定。其实，不可靠叙述是作家有意为之，七个人背后是一个隐含的作者，他隐身于“空白”之处，召唤隐含读者去寻找“文外之义”，因为隐含的作者不是为了追求故事层的真实而创作一个真相大白的凶杀案。比如我们可以把《竹林中》放到更宽泛的语境下阅读来探询其更多的文化内涵，而不再注重杀人的真相和凶手，这样的伦理取位，引导我们走向文本之外的参照，即利用“互文性”进入一种语境式的研究，在互文中抵达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真实”。

2.文本的互文性

　“互文性”指的是文学文本是开放的，某一特定文本不是自我孤立的，它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总是保有不同层级的种种联系。这些联系可以是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隐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的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

  芥川龙之介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不仅在《竹林中》获得表现，也会历时性的在他人的文本和自己别的文本中有所表现。我们用其他文本来旁证《竹林中》，试图透过其中浓密的叙事雾霭找到隐含作者叙述背后的“真相”。

  小说《竹林中》是根据成书于日本永保元年的《今昔物语》中的一个故事得到启发而写成的，两个故事大致类似。但小说《竹林中》的叙述是消解式的，带有沉重的悲观和虚无色彩，表达了一种更为抽象的世界观以及对真实的看法。

  除了向古人学习外，芥川龙之介还向外国作家借鉴，据日本评论家说《竹林中》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就是受美国作家阿姆布鲁兹·比亚斯的《月光朗照的路上》这篇短篇小说的启发。这篇小说也是围绕一个案件，分别由儿子，父亲，母亲三人的叙述构成，讲述了一个由于夫妻间彼此不信任而酿成的惨剧。

  接下来我们考察芥川龙之介的其他作品与《竹林中》构成的互文性。

  《罗生门》（1915）描述了一个被主人解雇的下人，无处栖身，在荒凉破败的罗生门下多雨，是趋善呢，还是向恶，他犹豫不定，最后他从老太婆那里认可了一个道理：要活命，就得不择手段，这是天经地义，他抢走了老太婆的衣物而后逃向“茫茫的黑夜”。在这篇作品里作者通过中古时期的一个奴仆的心理变化，表现了现代人的利己主义，传达了“他人即地狱”的寓意。

  《蜘蛛之丝》描写的是一个沉沦地狱的罪人，菩萨念他生前有过一次善举，想救他脱离苦海，菩萨放下一条蛛丝，他便攀缘而上，忽然他发现无数罪人也尾随在他后面，他又惊又怕，如此柔细的蛛丝就连自己一个人都会扯断的，怎能经得起这许多人！他便声称蛛丝是自己的要别人下，话音刚落，蛛丝就断裂了，他又跌入深渊，他的私心导致了自己的毁灭。

   《报恩记》﹑《父》等小说都讲述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孤独的地狱》中的叙述者说：“在某中意义上说，我也是一个受孤独地狱折磨的人”，你仿佛能听到作家悲凉的声音。总之，这些相关文本之间的比较也可以看作是文本间的对话，它们在互文之中演绎着文本意义的无限可能。

3.结束语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既蕴涵着古典主义的典雅之美，也洋溢着现代派的怪诞之美。他一般不大渲染社会环境，主要从人物的心理变化，揭示矛盾，展开情节，刻画性格。《竹林中》的魅力不仅在于故事层面给读者提供的想象空间，还在于作品在对话和独白中呈现出来的强烈的虚无主义色彩，因此他的小说不管是在主题还是写作手法上都凸现着现代意识。芥川龙之介从哲理高度对人类深层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了挖掘和探讨，推演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即：人性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这正是《竹林中》超越故事层的有意义的“真实”所在。

  以上，笔者以芥川龙之介的几篇短篇小说为例，运用叙事学和文本理论对其进行解读和分析，同时也可以看到现代文学研究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和启发下所发生的变化。时至今日，语言学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进入了话语语言学的阶段，这种变化也一直影响着文学研究。当然，任何文学评论都有不足之处，叙事学和文本理论也不例外，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推动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