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去年的12月份,碰到一位瑞典小伙子,他对中国电影十分感兴趣,打算写篇关于中国早期电影的学位论文。于是找来。他手上掌握着一篇来自《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 Dec 1916
的对美籍俄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的访谈文章。我将它译成了中文。不过还有很多意思不明。事情拖了这么久,总算找到时间将它发表了。
译文如下:】
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1836~1902。美国作家,曾写过描写在美华人的短篇小说】,我相信,提供了第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要从中国人嘴里打听到任何事情,是多么的困难。李鸿章,更早一些年,以竭力保守秘密,对那些提问者三缄其口而闻名。中国发明火药的消息,曾被掩藏了几个世纪,乃至更久。任何人如果放错了票子,而想从当铺把三条衣领一件衬衫取当,会知道顽强的沉默寡言是中国人最标志性的性格。它是从骨子里来的。
想一想,和在世界其它地方相比,电影生意居然在中国不怎么繁荣,实在是世无此理。假如中国人碰巧不喜欢欧式和美式电影,他们何不自己制作自己的影片?何况令人小小吃惊的是,据知中国人已经在6年前蜂拥着进入他们自己的电影院,还在5年以前就已经制作了他们自己的影片。长话短说,这门生意已经高度组织化和繁荣了。这些都是真的。
那些泄露出来的事实,来自最近对本杰明·布拉斯基其人的访谈。其实那些事实与其说是泄露出来,毋宁说是撬出来的。布拉斯基先生,即便不是一个东方人,但因其在中国住了够久,已经吸收了足够多的大国式沉默寡言。布拉斯基,应尊称为,中国的马库斯·洛伊【Marcus
Loew,1870~1927。美国电影大亨】。作为中国电影公司(原文:China Cinema
Company)的老板,他特别感兴趣于垄断天朝人(原文:Celestials)领地里的电影生意。他控制了80家影院,散布于从北京到贡江(原文:Kong
Tchang),从广东到汀州(原文:Tyng-Choo)等地。并且他还在上海和香港占有设备齐全的摄影棚,雇佣了百多名中国人来制作影片。可以说这意味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首次定型。
本杰明·布拉斯基并不是把电影事业带到中国的首个美国人。相反,他并不比中国的几百万本地人更懂电影。在中国的早年间,他并没有把所有都花在电影上,而是逐步掌握了4种吓人的中国方言。学会其中的一种要花上一辈子,连布拉斯基先生也承认,4种是足够了。现在,他的英语也很强地浸染了中国腔。他是一个中国名流,就像其他所有中国要人一样,当佩戴着各种徽章,他也许可以在这个王国(或共和国)畅行无阻,毫无畏惧。
当电影开始大流行,一些电影屋开始在上海和香港以及中国的其它大都会雏形城市涌现出来。它们放映欧洲影片,有时内容与美国相关,并从当地的外国侨民中吸引其观众。布拉斯基,基于对这个国家的广博知识,设想把这些影片带到中国内地,那些难以计数的城市去。他的第一家影屋建在一座发音拗口的城市,徒具四壁。直到今天,中国影院里也没有为众人提供座位,纽约人(原文:the
Interborough)也许可能会发现这是一处美妙的国度。有些中国缙绅为自己买座位,并出手大方(通常1.5美元),而普通人则紧密地并排站在巨大的楼板上。许多布拉斯基的电影院就以这种方式对付15000人,最少也有5000人。如果有了座位,布拉斯基先生解释说,他可能再也无法让观众离开。他们将坐下来并等在那里,直到被饥饿逐出。
当他开了他的第一家电影院,布拉斯基拼凑出一个选择节目,设计一部法国式的不相干的人乱作一团的电影,或一部美女硬汉式的西部情节剧。等他的电影院开门了,但没人光顾。观众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受期盼。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布拉斯基先生开始出门召集他的第一个观众。他用收买的方式邀请到了一个人,显然他应该被记入演出王国的编年史。这个人是当时他面谈的多个中国人并付钱给他们来看他的演出的人中的一个。他给他们想要的钱,一仙【原文:tsien】,两仙或十仙。他不在乎钱数有多大,因为他知道,一旦他们尝到了滋味,会马上偿还的。
通过这种方式,几十个电影院在遍及中国的很多城市里上演。但观众从未从中获得足够的乐趣因为他们常常难以理解这些电影。电影传单翻译成了中文,当然,人的动机却无此可能。当时出现了对中国舞台剧的需求,布拉斯基先生也不得不对此满意。于是就有了中国电影公司(原文:Chinese
Cinema Company)。
布拉斯基先生是和这个企业有关系的唯一的美国人。董事会的成员包括一些纯正的中国人,例如:金罗永【原文:Kim Louey
O'Hoy,疑为:罗永祥】、马叶秋【原文:Ma Yat Chiu】、冯富甘【原文:Fong Fu
Gam】等。在那里,两个摄影棚每个礼拜摄制一部影片,这些保证了那80家电影院的运转。其中有一部片子几乎可以确定在下一年内进入本国(指美国)。它就是The
Empress of Dowers【似应为:The Empress
Dowager“西太后”】,有12卷胶片。政府借了一支庞大的6万人的中国军队用于此片。
在上海摄影棚,布拉斯基先生和他的合作者拥有一个更大的300余名演员的股份公司。所有情况下,他们是中国范围内最好的演员了。布拉斯基先生尽可能地把他们搜罗来,因为他知道他们或许不比其他人更难训练。他们的缺点在于缺乏想象力。一个人拖着腿,也同时把他木讷的灵魂拔出在地上。在能够被劝着摆出这样一副悲苦神色之前,必须要发出打他的声音,这样才哭。
“如果我想要一个人笑,他就高兴”,布拉斯基先生说,“我却不得不把他带到外面,给他一段欢乐时光。我给他吃顿好的,足够的喝的,然后赶紧让他去工作。那大约是我能得到一出喜剧镜头的唯一方法。”
这样,当要展现一段中国家庭的晚餐场面,普通的工作晚餐就不够了。必须得安排一顿正规吃食。5分钟后,如果发现摄影机里没有胶片了,而导演希望重拍,那就必须再提供一顿晚餐。
大部分的中国电影,是将传统和中国迷信结合在一起。很多片子里,跪拜祖先占很大的戏份。中国迷信也直接带进来电影制作里来,经常并可怕地威胁到劝服演员们表演规定的特技。举例来说,有一个演出者拒绝平躺在棺材里面拍照。关于这个问题,他引用了最高宗教权威的话,并宣称这么做会被恶鬼盯上。而为了劝服此人,他被放在棺材里躺了36个小时,并且丢给他一个额外的保证,说如果他再这么不可理喻,将永远在里面呆着。于是镜头完成了。当然,这些小事故让中国的电影拍摄变成某种不确定的职业。
“不幸儿”,下面的场景被重新制作,由于包含了足够的情节剧成分,成了一部美国式电影。事实上,剥开其中国因素,它也就有可能,很大的可能,在纽约的电影市场里上演。陆兴霸(Lo
Sing Pak)幸福地结婚生子,然后伍春文(Ng Chung
Wun)爱上了陆的妻子。于是他谋害了陆,并娶她为妻。而且由于害怕陆的儿子将来长大会知道父亲是被谋杀的,会对谋杀者报仇。所以伍决定杀死那孩子,因为他长不大,自己就安全多了。(那当然对孩子来讲是不幸的。)鉴于中国观众对谋杀犯夫妇甚有兴趣,故事很快就编出来了。在中国,尽管政府禁止电影里出现这样的场面,但禁而不止。谋杀以及其它东西也可能在荧幕前大行其道。
布拉斯基先生在他的上海公司里有一位喜剧演员,据称绝对比著名的查理·卓别林还要幽默(或他就是中国的卓别林),也许他不需太久就会在美国与大家见面。最后,讲一个笑话轻松一下以结束此次访谈:中国演员们有一个绝佳的理由,应该比其他国家的演员更好。
那就是:因为他们从不会忘记他们的辫子(原文:queues,也有排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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