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记者  赵大伟

 武汉《天下》杂志一创刊，当地的媒体就引用了网友的评价说，“北有《读书》，南有《天涯》，《天下》在中部横空出世，思想文化类杂志呈现三分天下的局面”。

 《天下》杂志创刊号中，集结了方方的游记、张炜的演讲稿、孔庆东的回忆文章，编委中既有学者秦晖、萧功秦，又有作家张炜、韩少功，这样的阵容和集合不能不引人注目。刘继明作为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又为杂志增添了令人期待的色彩。但刘继明坦言，他不想办一份体制内那样千人一面的文学刊物，而是选择通过公司化的方式来运作这样一份高端的思想文化类杂志。

 除了主编刘继明之外，该杂志还有两位副主编（其中一位是特约）、一位正式编辑、一位美编。首期杂志上，刘继明就提出“《天下》尊重异端，但更崇尚理性，批评和建设并重，鼓励不同观点的争鸣”，“《天下》愿意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和而不同、坦诚对话的公共平台”这样宏大的目标。“我宁愿做一个在艺术上有缺憾的作家，也不愿做一个思想上毫无挑战性的作家。”刘继明曾这样说。 在创刊后第三天，刘继明接受了专访。

记者：作为作协副主席，你为何不选择做一个文学刊物，而是做一个思想类的刊物？

刘继明：在现时代，我觉得大量的问题已经不能用文学来表述了。一个作家也好，一个知识分子也好，关注社会、参与社会还是应该有更多的途径。办刊物也是其中之一。

记者：作协副主席的身份会给你办杂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刘继明： 作协副主席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对时代的感知、对社会的关注，这才是重要的，这决定了能否把杂志办好。当然，如何坚持下去，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记者：有很多杂志的编委是虚职，《天下》杂志的编委呢？构成的人员是否也有圈子化的倾向？

刘继明：这些编委大多是我比较熟悉的学者和作家，他们出任编委，起码对我个人是信任的。编委的确是一个虚职，但他们对这份刊物的宗旨和理念应该是认同的。要不然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

    我们还是主张有不同的声音。就中国当前的思想文化状况来说，很难用所谓“左”“右”来指认，思想讨论，用这种标签化的方式来并不合适。一个作家和一个学者本身是复杂、丰富的个体，何况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同的声音和思考在相互交流和争鸣，这是一种有益的而且需要爱护的氛围。

记者：杂志是由《西江月》杂志社和湖北天下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来合作，如何促成双方的合作？

刘继明：现在是合作办刊嘛。虽然我的身份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但《天下》跟作协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杂志是用公司化的方式来运作的，没有政府资金支持，完全属于民间筹资。咱们国家现在不是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嘛，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用公司的方式来运作一个高端的思想文化杂志，这也算是一个尝试和探索吧。

记者：我采访方方时，她说你们不缺钱，但她又说希望您接受市场的考验，您如何理解她这句话？

刘继明：公司化运作是要有启动资金，能够保证一段时间的运营，所谓“不缺钱”，我想她的意思肯定不是说有拨款。办刊物肯定需要市场检验，但市场也只是考量刊物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实际上我们对风险已有足够的估计，既然采用公司化的运作，营销模式自然要多一些、丰富一些。

记者：一提到武汉，很多人都想到的是《知音》，但其实，80年代武汉有《青年论坛》、后来90年代也有方方的《今日名流》，《天下》如何看待它的办刊环境？

刘继明：放在全国来讲，武汉的环境肯定不如北京、上海、广州。但武汉的确曾有它优良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辛亥时期，詹大悲的《大江报》。抗战时期也集合了一帮文化人，当时武汉是战时首都嘛。80年代的《青年论坛》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所以说，武汉是有“天下”情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办《天下》杂志也是对这种胸怀天下的传统的一种继承。

记者：杂志中的几篇文章，张炜那篇是在华科大的讲座录音，方方的文章也是在博客上发表过，而萧功秦的文章在网上也有。在网络的大环境下，如何保持纸质杂志的原创性？

刘继明：传统的媒体和传统的出版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之前，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对同类杂志的营销情况都有所了解，他们的情况大都不太乐观，但我们并不期望《天下》能像《知音》等通俗杂志一样，有多大的发行量，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目标。一个杂志的定位不同，对市场的预期是不同的，我们主要是想通过杂志的文化附加值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有的文章在网上、博客上有，但在给《天下》发表之前，作者都进行过修改加工，具有很强的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