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文艺新观察》）

陈 海：你以前的创作大致属于“个人化”范畴，而《梦之坝》从题材到写作态度都与个人化趣味大相径庭，是一种“宏大叙事”。这是否真的如某些评论家说的那样，你的创作出现了某种转型呢？

刘继明：所谓“个人化”，是现代性语境下重视和确认个人自由或个体价值观的一种表述，我国自1990年代以后，它成为了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的一个覆盖面极为广泛的关键词。我的写作也不例外，但近些年，我开始对这个日益成为一种流行和时尚的思潮产生了怀疑。当然，我怀疑的并非“个人化”的价值立场，而是将这种立场和趣味加以普遍化、绝对化的倾向。面对一个所谓众声喧哗的时代，任何一种单一或绝对的叙述都会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应该尊重每个人选择不同的立场描述和解释这个世界，这也是人类生活和环境多样化的必要保障。消费主义也好，全球化也罢，都不能掩盖当今中国的本土问题和面临的现实困境，中心话语的消散和个人话语的勃兴，也不能被当作规避文学承担人类普遍价值和时代命题的遁词，换句话说，写作仍然需要对时代发言。

       至于我的创作是否出现了某种转型，这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一个作家不可能总是在一种既定的认知模式内进行创作，人的一生如同一棵树那样不断生长着，而世界也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对事物包括艺术的认知也会变化，一些伟大的作家如鲁迅和托尔斯泰，在他们的创作前期与后期之间也发生过非同寻常的“裂变”。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陈 海：在6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中，你的创作风格理性色彩较浓，特别是近些年，你写了许多思想评论和随笔，话题涉及社会、文化、政治和公共知识分子等领域，这样广泛的兴趣在你的同代作家中似乎不多见。这对你写《梦之坝》是否具有影响呢？

刘继明：影响当然是有的。比如在《梦之坝》中，你可以发现我大量地吸纳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表述方法，而不是像其他报告文学作品那样，仅仅是简单地叙写一段历史或一个事件。

陈 海：我最近看到有人写文章说你是“新生代”的叛徒和“彻头彻尾的左派”。你接受这种指控吗？

刘继明：首先应该搞清楚，所谓“新生代”，是一个在写作风格和价值取向上具有共同特征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吗？事实上它不过是评论家们对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60年代作家的一般指称。如果承认这一点，就不存在什么“叛徒”。记得好像是辛格说过，只有鼠辈才属于“流派”。每一个写作者都有根据自己感知到的经验和意义写作的权利。

       至于我是不是“左派”，这无关紧要。由于历史的原因，左派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被严重地妖魔化了。其实在西方，左派始终是站在与主流价值相左的边缘立场上对社会事务提出批判的知识分子。萨义德就不止一次地在演讲和文章中坦承自己的左翼立场。我觉得，提出这一“指控”的人，并没有准确地理解“左派”这个概念，只是按照流行的观点将它作为一个贬义词戴到我头上了。

我曾经对朋友开玩笑地说，如果在50年代，我也许会成为右派，今天则可能成为一个左派。作为写作者，他始终应该服从良知和真理的召唤，属于哪一种思想派别是次要的。因为，这种简单的划分对任何独立和严肃的思想表达，往往意味着某种遮蔽和简化。

陈 海：今年年初，一场以著名作家张炜的《精神的背景》引发的论争从网上迅速扩散到各大媒体，影响波及海内外，在我印象中，你是作家当中唯一公开站出来支持张炜，对另外两位当事人吴亮和李锐提出批评的人，是这样吗？

刘继明：是不是作家当中唯一公开支持张炜的人，我不清楚，但我的确撰文支持了张炜。这并非人际关联上的“襄助”，而是一种价值理念上的表达。这起论争的另外两位当事人李锐和吴亮是资深的作家和评论家，我对他们并无任何个人成见，记得10年前我在《长江文艺》当编辑时，还组发过吴的作品，对他1980年代的批评活动及后来的文化随笔印象颇深，而且，我在《张吴论争与网络批评》一文中也肯定了李锐的某些观点。我反感有些人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争论演化为恶意中伤和人身攻击，以及像德里达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成为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和席位的闹剧。实际上，也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小圈子内对我支持张炜的立场用污辱性的言辞进行谩骂，但这除了暴露出谩骂者心理的卑琐和阴暗，于我何损呢？

陈 海：这场论争还引出了不少花絮，如近来网上传闻，发表《精神的背景》的《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化名“青田”在《联合报》撰文声援张炜，以及前不久有人指出李锐的一篇新作《扁担》，剽窃了你去年发表在《山花》杂志上的小说《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李锐在网上发表申明说，他是根据一则新闻创作的，而你一直未公开表态。借此机会，我想请你谈谈对这件事的态度。

刘继明：我看到了这场 “剽窃之说”以及李锐随后发表的“申明”，的确如他说的那样，这两篇小说都是根据一则新闻创作的，不存在所谓剽窃的问题。有不少网友也马上指出了这一点。鉴于这个事实很快得到了澄清，我的“公开表态”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另外，由于网上发言者大多不署真名和即兴的特点，许多言论甚至带有发泄私愤和恶作剧的特点，其实用不着事事去较真的，特别是当碰上某些无稽之谈时，权当看一场游戏也许更好。

陈 海：你的作品以前在文学界引起许多关注，你本人也被公认为是60年代出生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主潮》还专节评价过你的创作。但另一方面，你似乎很少受到大众媒体控制的文学市场的青睐，这与当下有些作家每出版一部作品就开始大肆炒作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否与你的写作长期保持低调有关？你怎样看待目前文化出版界浮躁的炒作风？

刘继明：我谁也代表不了，只能代表我自己。至于我的作品不被大众媒体“青睐”，我想这不能归咎于媒体，而只能说我的作品不具有“炒作”的卖点吧。

我们正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媒体时代，文学受媒体操纵和控制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媒体是大众文化生产的最重要载体，其运作机制和价值选择必然受制于市场逻辑和流行文化趣味。因此，文化出版界的炒作成风毫不奇怪。但我觉得，对于某些恶俗甚至带有欺诈意味的炒作，应该引起公众舆论的足够警觉，如果纵容这种恶习泛滥，最终受害的将是健康的文化市场机制和生态本身。

陈 海：由于个人生活的变故和健康原因，你的创作一度陷入沉寂，这两年似乎有“复苏”的迹象。请问你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

刘继明：也许并不存在你说的“沉寂”或“复苏”。我一直在写作，即使在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只不过写多写少或写什么的区别。

       我一向是个疏于“计划”的人，包括自己的生活和写作。我很推崇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蒙田对待生命的态度，他说他总是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过，从不对未来做过多或过长时间的筹划，他每次出门之前都要向家人交代清楚一些事情甚至写好遗嘱，以防不能活着回到家中。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对自己和他人以及世界的负责态度。

陈 海：在传媒尤其是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对大众生活已经构成巨大影响的今天，你认为中国文学和整个思想文化是否面临着困境或新的机遇？

刘继明：困境和机遇都是并存的。这也许等于什么都没有回答，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