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去马里兰大学去上课的第二天，我一上车，便坐到T主任旁边。但我很快就觉得不对劲，我看到T主任面如死灰，两眼直愣愣地看着一个没有目标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问他：“T主任，怎么了？”他半晌不说话，只是唉声叹气，然后又不发声了。我有些恐惧，感觉遇到了风雪中不断问鲁迅“人死了会怎样”的祥林嫂。

       不能让T主任出什么意外！这倒不是因为我心疼他，而是我觉得祖国的声誉太重要了。如果我们这个班有谁在美国有个三长两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的脸就丢大了。

       好几股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直冲我脑门。我吞了一下口水，深深吸了一口气，严肃地问他：“究竟咋个了？”

       他终于吐字了：“唉，昨晚通宵没睡着……”

       是想西雅图了吗？是牵挂那个混血儿吗？是怕那女人撵到马里兰来讨奶粉钱吗？——虽然一算日子，孩子估计也早不吃奶粉了，但伙食费、学费之类的总还是有的。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海里盘旋，但我终于一个都没有问。

       但他突然说出了答案：“狗日的贺品，蒲憨（蒲憨，四川方言，即“呼噜”）扯得太凶了！”

       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我觉得他睡不好，即使排除了西雅图因素，也还另有隐情。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说：“再咋个吗，我也应该是班长的秘书嘛！”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想想也可以理解，人家原来是堂堂外事办主任，到现在居然连个小组长都不是，落水的凤凰不如鸡啊！他居然因此而通宵难眠，进而迫不及待的要官。

本来，设个班长秘书是件很荒唐的事，但为了拯救生命我们大家都觉得班长阳薇薇同志应该有一个秘书，而且这个秘书非T主任莫属！于是，大家一致鼓掌通过。

掌声中，我看到T主任刚才还死人般的脸上泛出了少女般的红晕。

第二天早晨一上车，T主任洋洋得意，亢奋异常他说他昨天睡得很好。我说，那是因为昨晚给你封了官，你心情好了，所以睡得好。他一本正经地说：“是的。”

但我说：“你的失眠转移到我这里来了。”他一惊：“咋个喃？”我说：“我昨晚通宵睡不着，不晓得是啥子原因。”他直说：“我晓得我晓得，因为你没有当官！”我说：“不是不是，哪里哪里……”他毅然打断我的话：“看来也应该给你封个官，这样你今晚也睡得好。”他马上煞有介事地说：“你当但虹副班主任助理，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不行，级别低了！我的级别不能比你低！”

他说：“不低呀，是副班主任助理哦！级别比我高！”

我一边心里盘算，一边念念有词：“你是班长助理秘书，我是副班主任助理，嗯，果真级别比你高，好，要的！”

 就这样，因为都“进入了管理层”我和T主任属于同僚关系，于是我俩渐渐亲热起来，他叫我“西哥”，我叫他“T哥”，彼此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T哥头发不多，但和我相比，已经算是相当茂盛了，但头顶也曙光初露。我提醒他：“T哥，要注意哦！过不了几年，你就和我一样哦！”但他不以为然，豁达地笑笑。他笑起来特别天真可爱，他的笑不属于那种爽朗大笑，而是嘴巴咧开，嘿嘿有声，但又不算豪放，我觉得是恰当好处，“浓妆淡抹总相宜”。

 有一天，班长薇薇说：“T哥，你的面部很有雕塑感哦！”他激动地高叫：“哎呀，说得对说得对！以前就有人这样说过我，你是第二个这样说我的人！”T哥激动地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激动，只是用手中的相机对薇薇一阵啪啪啪，照了好几张相，算是多少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一听这话，我仔细看了看他的脸部和整个头颅，一下明白了，什么“雕塑感”啊，无非就是颧骨比较突出而已，嘎嘎（四川方言，“嘎嘎”即“肥肉”）也不多，肤色微黑，如果换个词，就叫“尖嘴猴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