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丽华

此时，我们刚刚和万老先生夫妇分别，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未回宾馆，就来到网吧了。对万老先生，我们只是从李老师的文章中了解到。昨天晚上，春梅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拜访万老先生？发短信问李老师，他马上打电话问老人家，老人家很高兴我们去。可惜，李老师的这个短信我们是今天晚上才看到的。于是，打电话，打车，十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原乐山一中的宿舍前。

是哪幢楼呢？正准备再打电话。迎面走来一位老人，黑色的圆形呢帽，黑色的大衣，金边眼镜，身材修长，气质高雅，春梅走过去问：“阿姨，我想问您……”话没说完，老人就握住她的手，极浓重的四川话：“你们是李镇西的朋友吧？我是出来接你们的。”

“对，对，我们是李镇西的朋友，谢谢您。阿姨，您今年多大了？身体这么硬朗！”

“82岁了。”老人边说边和我们一起往前走。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82岁的老人，我跟在她后面望过去，看到了女人身上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优雅。

门开时，万老先生迎出来：“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这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同样是黑色大衣，黑色鸭舌帽，身材同样的修长，目光炯炯。进屋，见老先生书桌前正摊着的信纸和钢笔，一大束腊梅在花瓶中傲然开放。“您在写作啊？”春梅问。

“有时间就写一些。”老先生爽朗地笑了。

自我介绍之后，老先生问我们：“什么时候来的乐山啊？”那语气，那神态，亲切而熟悉，我们的拘束感马上没了。

“这是第三天了。”春梅说。

“怎么不早来我这里呢？早来，我可以带你们逛逛乐山嘛。乐山是郭沫洛的家乡，郭沫洛曾在乐山一中读书。”

老先生说话的时候，眼里始终漾着笑意——如傍晚的宽宏大量的和平，给人以心灵的安宁。其实，老先生的笑，是在经历了多少沧桑之后的一种平和啊。但就在两年之前，关于郭沫洛，老先生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我为郭沫洛（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如郭沫若式的人）也有和我们一样的遭遇而悲。我们为新时代的来临而呼，而献身，谁知道时代为什么竟被扭曲了呢？难道我们就不为扭曲时代负一点责任吗？而被扭曲了的时代，又反过来扭曲了郭沫洛和我们。是我们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两年前，老先生已经83岁了。83岁的老人，仍然在思索着，关于国家，关于社会，关于人民。他的思索是沉重的。而那天看到老先生的笑，竟是在沉重的思索背后的一种宽容。

说话间，阿姨为我们砌好了茶，茶香清清涩涩籍着袅袅蒸气上升，整个屋子，一会儿就被茶香弥漫了。

老先生又问：“你们认识李镇西吗？”

“没见过面，也没有通过电话，但是在网上，我们对李老师很熟悉。李老师写过不少关于您的文章，他很敬仰您，我们也是。听说，您在写自己的回忆录啊？”

阿姨仍然忙碌着，一会儿给我们端出一个果盘。她走路的姿势很优雅，虽然略有些颤巍巍了，女人特有的风韵却仍然保留着。

“哪里是什么回忆录啊。”老先生仍然笑着，“最初是和我的外孙女李晴雁通信，想让她了解我经历过过的时代和生活，后来，写着写着就觉得可写的东西很多，就着力写一本《如此人生》了。我有很多话是出格的，恐怕不能被很多人容忍。李镇西也很能写，但有很多话他不能说，我不怕，我老了怕什么。”说到这儿，老人的笑声格外爽朗，他说：“事实是那个样子，我就照事实说话。李镇西说要找出版社给我出版，恐怕，出版社对我的有些文章也是不敢用的。其实，出版不出版我所谓，我已经把我写的东西自己复印了几百多套送给朋友。今天你们来，我也送给你们。可惜已经不全了。”

说着，老先生走进里屋，搬了一个大纸箱子出来。打开，里面是一摞摞厚厚的经复印而装订整齐的书稿。相信春梅当时的心情和我一样的惊叹——这是一项怎样浩瀚的工程，老先生不为名利，只为“写实事，吐真情，获得抒发胸怀的快乐”，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就在这厚厚的书稿中如此真实地袒露出来。

老先生一本本地找着。阿姨说：“走，到那屋去看看我们的照片吧。”

我们随阿姨到另一间屋子。墙壁上挂了几幅照片，首先看到的是万老先生夫妇年轻时的一张，那个梳辫子的漂亮女孩子很灿烂地笑着，旁边的小伙子气宇轩昂，照片中透着那个时代里的年轻人特有的气质——很干净、很朴素，属于蓝天、大海、飞鸟、田野等与大自然相关的气息。阿姨又让我们看他们的全家福，很有些幽默地问我们：“能认出哪个是李镇西吗？”“哈，这个！胖乎乎的脸。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我说完后大家都笑了。阿姨一一为我们介绍，原来，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啊！说起晴雁，阿姨尤为自豪。

回到书房，老先生已经从书稿里找出了两套，分别放在沙发上。阿姨一会儿给我们拿来两个塑料袋，说这样拿着方便，并亲自帮我们把书放在塑料袋里。一会儿，阿姨又拿来一个大塑料袋，说这样拿着更方便，又帮我们把两份书稿放进那个大塑料袋里。这是怎样的老人啊。想起李老师说的，他们总怕给别人带来不方便，心里也总是想着别人。这样的话，很朴素，但要做到，何其艰难。

老先生拿出他亲自编撰的《乐山一中校史》给我们看。关于这部校史，老先生很自豪。打开，有几张信纸，是老人清秀的钢笔字，关于编这部校史的起始。我迅速看了几行，笑了，递给春梅说：“你读读这段文字，老先生写的多么真实。”老先生也笑了：“我是实话实说，发牢骚呢。因为事实就是那个样子的。”原来，当时编写校史的班子不小，乐山市文教局的正、副局长任了正、副主编，学校现任的正、副校长们都任了副主编，老先生是副主编辑。老先生说，他分析了一下，主编和好些副主编，好些编委，只是挂了个头衔，是不可能投入到编写工作中的，实际上就是把担子交给了他和几位编委。

 “我不怕执笔去写，而是苦于如何去写。搜集资料，堆积起来，是容易的，可那算史吗？没有史识，没有体现出因果和规律，是非和善恶来，能算史吗？何况在现在，真要做太史、董狐，也还不易。”“我这次参加写史，可以说纯粹自愿，目的只在要实现写出乐山一中校史这一夙愿，此外，八十三岁的我，还有什么名利尊荣的追求啊！因此，不管将来后果如何，而现在一有所成，我就感到一中心情上的舒畅。……这是乐。”

这就是老先生啊。

“任他红杏枝头闹，

卧看云听行马喧。”

我问老先生：“您觉得现在教育的最大弊端是什么呀？”

“孩子被束缚的太厉害了。天天有写不完的作业，哪里有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啊？”

然后，老先生就谈起他的童年，那段“野孩子”的经历……

老先生很健谈，思维很敏捷，说话也很幽默。我和春梅，小学生一般认真地听着。可惜，看着天色已晚，我们不得不走了。

两位老人一定要送我们走。我和老先生走在前面，阿姨和春梅走在后面。后来，春梅说，这多像一个家啊。走到街上，叫住一个出租车，老先生从钱包里拿出钱，要给司机。我们说不用，可拗不过两位老人。你可以想像，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夜晚，两位老人，以怎样的心情在送别着我们。我说：“如果我们再来四川，一定会来看你们的。”

老先生笑了：“那时侯，我可能就不在了。”

“不会的，你们一定长命百岁！”

坐上车，我们的眼泪，竟然不可抑制地流出来。春梅趴在我肩上不能抬头，我从车后面的玻璃望出去，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阿姨没有戴帽子，一头银发在风中飘着，两位老人，就这样望着我们车远去的方向…… 一路上，我们抱着老先生送我们的书稿，默默无语。

                             2004年3月17日 于乐山一家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