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的疼痛

 

近几天，教育部的一纸文件在全国上下激起了强烈反响，文件规定，大学里要强化语文教学,所有学生语文考试过关才能毕业。仅读这一文件就知道，“语文”，这门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母语科目在大学里该项可等的孤独！何等的边缘化！受到的歧视何等严重！

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听到这样的消息，真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悲哀。对本国最重要最基本文化载体和交流工具的学习和运用，在我们的大学非要通过的文件的形式，强行落实，才能过关，才有引起重视，真是让人心生无奈，让人心中疼痛：为语文而疼痛！

因为我学的是中文教育专业，从事的是新闻工作，读高中时还是三年的语文科代表，从中学到大学再到工作岗位，一路在与语文为伍，算得上是个“语文专业户”，对于语文的学习，运用，对于语文的“悲惨遭遇”着实是体会甚多。

 在中学，学语文是做划不来的买卖。这期间，语文的地位应当说还是很重要的，从“语数外”的排例顺序就可见一斑；但是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知道，学语文是吃力不讨好的勾当。因为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高中的所有学习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获取高分！有些科目，投入产出，立竿见影；有些科目，天天“进补”，收效甚微；有些科目，补与不补，毫无差别；有些科目，进补太多，适得其反。语文是什么科目？除了第一种的后面三种！为了获得高分，绝大多数考生都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容易拉分，又容易立竿见影的数理化外上，语文吗，就是早自习时读完外语之后的“调剂品”。记得上高中时，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在语文早自习上，旁边放一本语文书，装模作样，应付语文老师的晃来晃去的视察（语文老师这时总要在班上转悠，说是现场帮学生解决问题，实际是在搞监视活动），等他一离开，马上又把外语书从抽屉里拿出来，轻声的诵读起来。那幅偷偷摸摸的样子，就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刚转过身去，又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出现在我身后；而此时，我刚把英语书从课桌里拿出来，看到老师愤怒的目光，我一阵脸红，我还是语文科代表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令人心酸，为语文！

  到了大学，天地突然变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人们的想象中，这时候没有要命的升学考试，环境又自由，人民当家作主人了，解放区的天是红艳艳的天，该是学学语文的时候了吧？非也！现在大学里学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专业课吗？不是，专业课你只要做好笔记就可以了，考试一般都在笔记上，那么平时的学习学什么呢？除了极少数真正对专业感兴趣的同学，刚翻身作主的“劳动人民”又开始被外语”统治了。此话怎讲？要想大学毕业，外语必须过四级，如果要考研，外语更是一个鬼门关，别的科不及格可以，但外语不及格，一票否决！你想想，如果你面对这样一柄“达摩利克斯”之剑，夜夜惊扰你的美梦，你还能在那里高唱：学好语文，保卫祖国传统文化？于是乎，上专业课也罢，上晚自习也罢，很多同学把本来就有限的时间都交给了外语。高中语文早自习的一幕又重新上演。我的一个同学，从大一开始，无论上什么课，他都拿一本外语书，四级考试得了全校第一名，成为全校学习标兵，六级考试同样如此。在我们中文系，一些苦学本专业课的同学，一些在图书馆里读了众多名著，搞很多创作的同学都要向这位外语好的同学学习，说起来真是有点匪夷所思。外语统治了大学生们的生活，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有人戏称，所有的大学几乎都成了“外国语大学”，所有的系几乎都成了“外语系”，唯外语是论的学风刮遍了中国的校园。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教授说:“我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小学语言课的课时是外语课的一倍多，初中语文课的课时和外语一样多，高中外语课课时要超过语文，到大学后，学生基本只学外语不学国语。正是因为学生缺乏文化底蕴，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的东西时只学到了形式，没有学到其内在精髓。”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面对独处一隅、“众叛亲离”的语文，能不心痛吗？当然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比如旅美归来的著名画家陈丹青，任教于清华大学，本来看重了几个专业能力非常强的学生，想招他们为研究生，无奈外语这道坎，粉碎了他们的这个想法。他只有愤然辞职。他以一名擅长外语教授的名义给唯外语论者“狠狠一击”。    

 好了，再说说工作中的语文情况吧。因为我们是办报纸的，时时处处人人都在用语文，编采校各个环节都在和文字打交道，这里应该是我们观察了解整个社会语文能力的最佳窗口。观察的结果如何呢？有一些编辑记者，语文的基本能力的确是非常欠缺的。一些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写不清楚一件消息，更写不清楚一件通讯；一些刚毕业的学生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成问题，有时候写长长的一段话就是一句号；有些人连通知和一个简单的请示报告都写不清楚，造成了工作上的失误；有些人写出的文章，经不起审视，段落结构颠三倒四，语言文字的表述错误到处都是，社会生活常识和逻辑错误经常发生，几乎可以用“千疮百孔”这个词来形容。社会上语文能力又如何呢？这个问题没有专题调查，但我经常和一些部门及企业的负责人在一起聊天，有时也会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个问题。一位文联的负责人曾说，在文联这种专门搞文字工作的地方，送交他看的报告大都不专业，有时甚至看得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一些企业也经常找到报社“挖墙脚”，要我们支持他们“笔杆子”。这些从内到外的个案都在说明一个问题，语文人才，写作人才很紧缺。我们的一些学校经常为一些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抱怨，其实是学校培养的学生与社会需要脱节了的缘故啊。我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写作，为什么这样难》。这可是忽略语文教育所结出的社会恶果啊！

这个时候，再看看，在学校里红极一时的外语吧，如果不是特殊行业（如外交、翻译、导游等），不是特殊的需要，谁还记得还需要那些东西呢？如果没有成为独挡一面的外语人才，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曾经的偷偷摸摸的苦读，曾经“孤注一掷”的苦读，在这个时候全部都化作了东去流水。我们为这种强大的制度愤愤不平的时候，也为我们白白流逝的青春而默默惋惜。语文疼痛！青春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