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也是好文章

 

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对一种写作方式报着不屑的态度。

这就是所谓的“故事+结论”的方式。

这种方式历史久远，希腊的《伊索寓言》里就是这么写作的。我们老祖宗的一些散文也常用这种笔法，《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触龙说赵太后》等是这一写作技法的典型。几千年前的老法子，我们一些人至今还乐此不疲，拾人牙秽，着实让人脸红。

我印象最深的是《读者》的几个签约作者，不用这种方式文章似乎就开不了笔。他们一般是先写下一个有一点哲理味的题目，比如“人生没有假如”，“爱一个人，爱一座城”等；然后围绕这个结论杜撰一个故事，而且故事大都是用第一人称来讲，好像是自已亲身经历的一样；最后来一番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新鲜的感叹。

还有一个叫刘某的,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一种结构,故事讲得矫情做作,一看就不真实,有些甚至像中学生习作一样；文章的观点平常得令人难以置信，比如他花1000字讲一个故事，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父亲的爱是真纯的，似乎大家都不相信这一点。

我曾对《读者》有好感，但自从发现他们的编辑对这种文章情有独钟时，我开始怀疑这些编辑们的文学和美学修养了，他们低估了读者的审美能力。

这些蹩脚的浅薄说理文现在充斥在很多媒体上，铺天盖地，令人厌烦，除了迷惑一下不成熟的没有什么文化洞见的中学生外，没有任何价值。这样讲故事的“作家”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以文获名，以名获利。说实话，现在我只要看到先讲故事，再说哲理的文章就要立即跳将过去，我害怕作家们还把我们当听《伊索寓言》的中小学生一样，讲“小红帽”的故事。

如果说“故事+结论”的写作方式是一种好文章形式的话，“八股文”就更是一种经典的文化形式了。第一个提倡“八股”的人应该能算文化大师，因为他创立了一种非常有影响的文章结构,这种结构实际上的确符合人们的思维和认识规律。在这种形式的影响下，中国古典文化诞生了的众多的文章名家和经典之作，唐宋八大家，谁人不是八股文高手？《古文观止》中的文章又有多少不是“八股”的结构？

其实，任何一种写作方式，只要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逻辑和生活本身的逻辑，都是应该提倡的，即使“八股文”也有其可取之处的。第一个把美女比作鲜花的人是天才，第二个则是庸才，第三个就是蠢才了。“八股文”的格式再好，但也经不起千万文人的复制，因为太多的复制，再加上科举制度的规整，这一文体现在被钉上了文化的耻辱柱，万可悲可叹，本应是文化遗产却成了文化粪土！

我们今天批评“八股”，是因为作为创作，形式不能过于僵化,过于“格式化”，如果写文章跟制造工业产品一样,不讲个性，不讲灵感，随时可以批量生产,这种生产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创作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创”字，它讲究即兴，讲究个性，讲究不期而至。它最忌讳的就是“一模一样”。而“故事+结论”的模式正好使用的学是文章模铸进行“创作”。

从另一个方面看，任何事件往往是多侧面的，描述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取不同的角度和方式。任何目的性太强的叙事，往往是只取其一点不计其余，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削足适履，挂一漏万，最后的结论也似是而非，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用这种写作方式的人有些是为懂文章这道，但有些人则另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他们以为自已找到了写文章的捷径，就像制砖工作获得了一种模式，只要把材料倒进去，然后就会生产出一种观点或思想。这种模式欺骗的往往是没有什么写作经验的读者和没有文章修养的编辑，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滴水里见太阳”，这就是情理兼具的好文章。

故事+结论”的方式与“八股文”相比，其“格式化”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应该引起一些报刊杂志编辑的重视，的确不能再提倡。当然，有些文章是需要格式化的，主要是指政府公文，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这样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不过，这样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工具而不是艺术，工具性的东西当然追求共性，这样才有共同遵守的尺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