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篇博客＜文学史上的不谐和音___谈谈古代若干文人“德”与“才”的乖背现象及有关问题​＞中，说到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认为沈括在乌台诗案中起了坏作用，我有点想不通。由于我的博文略长，观点可能被淹没，现在再饶舌几句。


其实，我的观点并不新鲜，早有人发表过不同意余先生意见的文章。他们有的跟我观察的角度略有不同，有的观点相同。

先重复一下我上篇博文中的观点：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提到沈括在乌台诗案中起了坏作用，并颇为叹息；似乎觉得人们尊敬的、有大才的沈括，怎么会这样呢？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卷12：熙宁6年（1073）7月，也概括了这样一条：“沈括察访两浙，与（苏轼）论旧。括还朝，奏苏轼近作诗皆讪怼。”

​按，原始史料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元丰2年12月庚申，引《元佑补录》：“（沈）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其后李定、舒擅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


​这里有几个问题：
​当时苏轼卷入了新旧两党的斗争，情况十分复杂；
​苏轼确实有诗刺时事（如《吴中田妇叹》），是反对新政对老百姓的损害的，关心人民的疾苦；他写这种诗的目的也是清楚的，“以冀圣听”；

​沈括是否“签帖以进”，即将苏轼的“讪怼”打报告给皇帝，尚无确证，只见于非正史材料。而且，朝廷委派大臣察访两浙，也不能不报告。即使报告了，也不是小报告。“求手录近诗一通”也不一定是预谋的。可能开始是以一般朋友的心态向苏轼索求的，后来看了觉得内容不妥。在党争中沈括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立场。正史记载，沈括是坚决站在王安石变法的立场的。

事情过去以后，王安石与苏轼还是朋友。正史也没有此后苏轼与沈括不睦的记载。沈括的医书《良方》，后来与苏轼的医药杂说合刊为《苏沈良方》，也从侧面说明后人对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的看法。


​所以，对沈括可能做过的“签帖以进”的事，不应炒作；也不应据此对沈括的品德求全责备。史称沈括“好功名”，这也不是贬词。总的说，苏轼、沈括、王安石等人，在历史上都代表进步力量，但有分歧。'


关键是，沈括是否“签帖以进”只见于非正史材料。而且，＜苏轼年谱＞记载的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事，如何只根据非正史材料就下结论呢？

另外，不应''求全责备''，也不应倡''一本书主义''，认为＜梦溪笔谈＞包打天下，其他可以免谈！

根据＜凭栏夜话第十三辑： 沈括陷害过苏东坡吗 ＞
（东坡随园09.07.09）：

 
可是历史的真相真的如余秋雨所说的吗，沈括真的陷害过苏东坡吗？余秋雨所说的故事来自于王铚《元佑补录》。王铚的《元佑补录》一书现已散失，不过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0一，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条后,
引录了《元佑补录》中的一段记述：

  ' 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 轼论事与时异, 补外。括察访两浙, 陛辞,
神宗语括曰“ 苏轼通判杭州, 卿其善遇之。”括至杭,
与轼论旧, 求手录近诗一通, 归则签贴以进, 云词皆讪怼。轼闻之, 复寄诗。刘恕戏曰''不忧进了也。'' 其后,
李定、舒宜论轼诗置狱, 实本于括云。元佑中, 轼知杭州, 括闲废在润, 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

  凭着这一条史料，沈括陷害苏东坡似乎是无法否认的。不过这一条史料的可信度却值得怀疑。
 李焘对此事颇有疑惑, 他在引录《元佑补录》的同时又谨慎地说“
此事附注, 当考详, 恐年月先后差池不合。” 既然年月先后存在差误,
就不能排除有张冠李戴之嫌。

目前所见有关此事的记载大多引自《元佑补录》, 如《苏诗总案》、《直斋书录解题》等, 尚无其他史料来验证王铚的说法,
即便是受害人苏东坡也不曾有类似的叙述。元佑年间，苏东坡回忆李定等人兴狱置案的原因时曾说过：“先帝眷臣不衰，时因贺谢表章，即对左右称道。党人疑臣复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诬造飞语，酝酿百端，必欲置臣于死地。先帝初亦不听，而此三人执奏不已，故臣等得罪下狱。”
（《东坡奏议》九《杭州召还乞郡状》，《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佑六年五月丁丑条)
苏东坡作为受害人，在回忆乌台诗案时，只提到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并没有提到沈括。

 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认为这是宋代野史的“
凭空谤造”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在否定“
乌台诗案”与沈括无关的同时又指出, 元丰二年以前, 确有人缴进苏轼诗词,
并推断说《元佑补录》的记载是“ 有一定根据的”。

 既然学术界对那条史料的真实性的看法有着不同的看法，那么余秋雨所谓的“历史学家们分析”也就无从谈起了。我们不能根据这条无法判断其真实性的史料，就对沈括的为人进行妄加评判。


以上这篇文章＜ 沈括陷害过苏东坡吗 ＞的论点，还是实事求是的。

也有人指出，王安石变法前后，党争激烈，各种攻击性的甚至捏造的材料比比皆是。就以王安石来说，如果相信某些材料，他就是十恶不赦的人。


与此相关（论及李定等人是否''小人''），金文明在其＜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中，进行了严谨的考辨后也指出：
''我们的文化史学专家余秋雨先生，为了在'小人'二字上做足文章，竟然不顾基本的史实，硬要把王安石捧为•••识别和防范小人的神圣。这样不严谨的文化历史思考，究竟有些什么认识价值呢？''


看来，''基本的史实''十分重要。
当然，我们也可以听听另一种意见：

天涯博客
明之博：＜沈括的另一面＞：
（2012-12-20 ）
'
沈括乃一代复合型人才，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多个领域多所建树，仅一部《梦溪笔谈》就足以留名后世。然而，其为人又多有可议者，甚至为人所不齿。北宋有一桩著名文字狱“乌台诗案”，令司马光、东坡等一大批人士罹祸。为此，东坡有两首绝命诗，对当时命悬一线的境况作了描述。其一曰：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据说，其始作俑者即为沈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元丰二年中，引王铚《元祐补录》：沈括集云，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詩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不忧进了也？”
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实本于括云。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來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
暂且撇开这段公案不谈。

据同为北宋的魏泰《东轩笔录》：王荊公再罢政事，吴丞相充代其任。时沈括为三司使，密条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数事，献于吴公，吴公得之，袖以呈上，上始恶括之为人。而蔡确为御史知杂事，上疏言：“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诸路各出察访，以视民之愿否。是时沈括实为两浙路察访使，还，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悦从，朝廷以其言为信，故推行无疑。今王安石出，吴充为相，括乃徇时好恶，诋毀良法，考其前后之言，自相背戾如此。况括身为近侍，日对清光，事有可言，自当面奏，岂可以朝廷公议私于宰相，乃挟邪害正之人，不可置在侍从。”疏奏，落括翰林学士、知制诰，以本官知宣州。


对此，《宋史》也有记载。称谓和文字上稍有不同，基本事实却一致且更为详尽：
权三司使沈括守本官为集贤院学士、知宣州。先是，侍御史知杂事蔡确言：“括以白札子（已拟定而未用玺的诏令）诣吴充陈说免役事，谓可变法令，轻役依旧轮差。括为侍从近臣，既见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明上章疏，而但于执政处阴献其说；兼括累奉使察访，职在措置役法，是时但欲裁减下户钱，未尝言复差徭，今非其职而遽请变法，前后反覆不同。朝廷新政规划巨細，括莫不预，其于役法，讲之固熟，如轻役之不用差法，括前日不以为非，而今日不以为是者，其意固不难晓，盖自王安石罢相，括恐大臣于法令有所改易，故潜納此说，以窥伺其意，为附纳之资尔。括自选入不数年间拔擢至此，宜如何图報，而乃颇僻翻覆，挟私害政，甚非陛下待括之意也。且括自主计以來，一无所补，其驭下则取悦而已，其事上则观望而已，中外之所共传，圣明之所尽照，而阴以异论干执政，欲变更役法一事，尤为显著。窃闻中书亦尝以此札子进呈，下司农寺相度，天慈兼容，既不加诘，而臣以弹邪绳奸为职，安敢避默？伏望陛下推括之情，特行罢黜。”


于是，诏札与括知。括言：“臣自惟超冒时久，无一补称，衅累日深。臣僚所言，皆中臣罪，岂可复当事要？臣见在所居待罪。”有诏令括就职。确又言：“近弹奏括罪状，未蒙施行，或闻括诡求罢免，有诏却令供职。倘如所闻，朝廷待括如此，臣窃惑焉。且括谓役法可变，何不言之于检正察访之日，而言之非职事之时；不言之于陛下，而阴言之于执政？括之意岂在朝廷法度，但欲依附大臣，巧为身谋而已。伏望陛下去邪屏奸，断在不疑，正括之罪。”故有知宣州的前命。虽然沈括在自志中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看来也并不能洗脱“前后之言，自相背戾；颇僻翻覆，挟私害政。”之名。'


这也属于重要史料和观点，应予重视。
总之，沈括是有其复杂性的。我们既不能根据不是十分准确的非正史资料，论断他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也不能否定他在宦海浮沉、残酷政争中的不正之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