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光教授的《档案先生——民国档案学人及其学术思想研究》付梓出版，可喜、可贺！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档案学人及其学术思想研究”（批准号：17BTQ088）的结项成果，该书的出版不仅繁荣了我国的出版事业，还推动着包括档案学在内的学术研究。刘旭光教授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算起，学习、研究抑或从事与档案学相关的工作，已经近半个世纪的光景，我有幸成为他从事这些研究的同路人和见证者。为此，深感有为其“鼓与呼”的必要。

如果说人类的终极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么，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当然是需要梳理清楚其形成脉络以及发展方向。只有明白了这门学科的根系，才能理清其发展脉络，进而预测学科发展的未来。由此可见，在学术研究中，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是何等的重要。而刘旭光教授的《档案先生——民国档案学人及其学术思想研究》正是档案学研究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内容。如果说档案学基础理论包括学人、学论和学史等三个部分，那么，以民国档案学人为线索去梳理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基本上涵盖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绝大部分，是研究档案学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与一些相对宽泛的学术建议和口号不同，刘旭光教授的《档案先生——民国档案学人及其学术思想研究》是从具体人物的具体理论贡献入手，进行研究和阐述的。正如该书的作者所说，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甘乃光、陈垣、沈兼士、徐望之、周连宽、何鲁成、程长源、陈国琛、傅振伦、殷钟麒、毛坤、单士元、单士魁等可称为“档案先生”的人们，他们是“为中国档案学创立做出突出贡献的学人群体”。十一个人物，就像十一部大书，无论是对书的“阅读”、梳理还是“研究”，都是需要花时间、下“笨工夫”的。而恰恰是这些“时间”和“工夫”，印证了“论从史出”这一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

当年我曾经在结束一门博士生课程时布置过一道“作业”，题目为“吾师研究”。说白了就是让各位博士生研究自己的导师。这种研究的意义至少有二：其一是可以了解带领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人的“学术质地”，其二是完成“从人到学”的思维训练，当然也不排除为自己找到今后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其实，包括档案学在内的所有学科都不过是研究者“很主观”的东西，一部学术史也不过是学人的成长史和思想史。因此，如果档案学可以算做科学的话，那么其研究者是一定不能绕过“学人研究”这一关的。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这种研究最直接的对象非自己的导师莫属：分析和总结“吾师”的主要学术观点和基本学术体系。如果有可能，还可以归纳出档案学人的一些特征和成长轨迹。只有这样，才可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可以站在最近的一个“巨人的肩膀上”。

如果按照我的理解，在刘旭光教授的话语体系中，这些“档案先生”就是当代档案学人共同的导师，研究当代档案学也应该从这些“吾师”——档案先生开始。这种研究方法在我们学界可能并不多见，而在历史学、管理学等领域已经属于“常识”。在一些经典著作中，大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对“人”的研究和分析，通过这种“研究和分析”，可以明晰被研究者的基本角色和主要功能，明白其大体的发展思路，从而为学科界定一个大体的边界和基本的领域，为后来者提供一个行进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档案先生——民国档案学人及其学术思想研究》不仅是尚佳的学术选题，还具有相当程度的方法论意义，有助于研究者去打开从人到学的科学之门。

我有理由相信，档案学在不久的将来会成长为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在春夏秋冬展现出不同的斑斓色彩。提笔为刘旭光教授做序的时候，京城已是深秋。一些“曾经”繁茂的大树，会在落叶的陪伴下露出自己枝茎，呈现给人们清晰的脉络。这也许就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所期待的效果，而那些“曾经”斑斓过的树叶则是对根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