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至2021年2月，我受聘PTU学院（管理学院），经历了一次新的教学和科研体验。[i] 虽然大学的工作对于自己来说并不陌生，但是新的地域、学校等环境因素的确非同以往。其中感触最多的就是在一所大学的定位、教学、科研和管理等方面的“特色”，也可以理解为，一所大学的管理者对大学的理解。

1. 大学的定位

1.1文献综述。在中国知网上以“地方（普通）高校的定位”为主题词进行篇名检索，可以查出相关文献54篇（检索时间：2020年10月21日），内容涉及地方高校 (10)、地方普通高校 (8)、办学定位 (8)、普通本科高校(5)、地方普通高校 (4)、转型发展等6个类别均为(3)、学科定位等19个类别均为 (2)等方面。

从基本研究总体来看，与其他教育领域相比，应该不算充分。达到峰值的2015年，主要受到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的影响，多为对政策和国外情况的解读。在众多的学者及学术观点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内容。

赵庆年、祁晓认为，我国普通本科高校定位存在发展目标定位盲目攀高、学科发展定位“多而全”、学校原有发展特色淡化, 重点建设高校发展目标定位单一、人才培养目标与一般本科高校相同, 行业院校定位与一般地方高校定位无异等突出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制订高校分类设置标准、组织实施全国性高校分类、建立高校分类评价体系、改革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等宏观调控措施。[ii] 刘昌明则认为，地方本科院校在转型发展进程中,面临着由学术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型的"认同"之困、由偏重理论向偏重实践转型的"投资"之困、由普通本科向高职院校转型的"特色"之困。[iii] 薛岩松、梅映雪认为，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和美国州立大学的经验, 即围绕“应用型”,突出学校的优势和特色, 结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发挥地域性特点, 从办学目标定位、服务面向定位、师资队伍定位、人才培养定位、学科专业定位方面明确转型高校的办学定位的基本经验,可以保证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顺利转变, 并且持续发展。[iv] 杨科正、王富平分析了陕西包括“985”、“211”高校、省属公办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高校等42所普通本科院校三大类别、五个层面的情况，提出了政府主管部门加强宏观方面的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各类学校理性分析、准确定位的发展策略。[v]

1.2文献分析

发现解释政策、介绍国外经验的比较多（总数也不算多），基本上没有谈具体学校的问题。普通地方院校，如果从世界和学科角度去讲，应该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可能缺少微观层面、可以操作的研究。

……

我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境内的大学有着一些分类，比较“双一流”“985”“211”等，尽管受到社会的一些质疑，但不容否认这些实际上就是对不同大学的定位。俗话说“屁股决定脑子”，至少有一种解读是“定位决定作为”。我不久前（2020.9）去过威海职业学院，这所学院的领导介绍的一些情况和思路，对我很有启发。这位领导首先对山东的某所“双一流”高校表示不屑，理由是这所高校从全国角度看不过是二流（“双一流”的别称？）；而威海职业学院则是要做全国职业院校的一流。他列举的一些事例按下不表，其工作口号堪称“地方特色”：比如“小事不要脸，大事不要命”等等。虽然受到一些同行的质疑，但的确给学校带来了发展。不但如此，这些发展还得到了政府教育主管教育部门的肯定。据这位领导介绍，今后我国对职业院校的政策不再是“h”，而是“H”。所谓“h”，就是学校自己没有研究生教育，将来学生的发展还要拐到其他院校去，无形之中限制了学校的发展。所谓“H”，就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使这些职业院校具备研究生教育资质，不需要再“到其他院校”，而是实现自身的上行发展，成为“H”。目前尚不知道这种政策的实施结果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发展职业院校有促进作用。

这不由地使我联想到了PTU学院，这所院校已经从职业院校升级为几乎是覆盖众多学科的本科院校。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即学校下一步如何发展？说直白一些，就是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显然，包括学院领导在内的所有PTU学院师生，都希望自己的学校能够像英文译名中那样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没有谁愿意降回职业院校。然而，依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由一般本科院校（主要指学院）更名为大学是有条件的。其中比较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有自己的研究生教育，并且有相当的规模和历史。目前来看，PTU学院在这个方面还存在短板。记得在2019年暑假之前，管理学院突然召集老师们开会，称根据校领导的“指示”（PTU一般喜欢称“校领导指示”），要将学院的公共管理专业改为“社会工作专业”并重新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申报。理由有很多条，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下一步申报硕士点打基础。其中的思路是，学院更名大学需要研究生教育，PTU学院的强项是妈祖研究，妈祖研究属于社会工作……当然，在校领导的潜台词中，像“公共管理”这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专业，多一个少一个都无关大雅。事实上，PTU学院的公共管理专业，已经有了多年的发展历史。就在2015年左右，以学校的名义这个专业还与境外大学合作，开办了一个医疗健康管理专业，学生毕业时授予的是管理学学位，如果撤销，存在先期投入、合同善后等一系列问题。而新申报社会工作专业的条件，PTU学院未必能够满足；就算可以勉强通过，将来的教学、学生分配都存在隐患。4年之后，这个社会工作专业能否成为妈祖研究硕士点的申报条件，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万幸的是，虽然大家在会议上还是满足了“校领导指示”，但这个社会工作专业最终还是无果而终。

事后回想这个事例，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大学的定位。具体的说，就是PTU学院要发展到什么层面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依据PTU学院目前的状况，走其他学校的发展道路，可能不太现实。早年间的那些“学院升大学”的路径，在今天看来，很难走通。而摆在PTU学院管理层面前的只有三种选择：“学院升大学”、维持现状和发展职业教育。而每一种定位都会带来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措施，其中可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目前的难题为：第一条道路很难走通（水涨船高），第二条道路于心不甘（不进则退），第三条是回头路……鉴于目前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和教育主管部门对职业院校的政策倾斜，这条道路未必没有可取之处。但无论如何，没有自己清晰的定位，则是一条没有前景的道路。

最近读到了北大陈晓明教授多年前的一篇致辞《知止而后有定》，其中谈到，“‘知止而后有定’，也就是说，有至善的方向，故而需要在一个点、一个处所、一个境界停止下来，定下来。在这里逗留，在这里体验、给予、生发出存在境界之意义。懂得‘知止’，生活学习、做人做事，都能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我想，学习、人生是如此，办好一所大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vi]

2.教学

我一直以为，教学是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所有老师的本分，我应聘到PTU学院（管理学院）的最初打算就是教学。尽管这里既没有秘书专业，更没有档案专业，但作为一名教授管理学的教师在管理学院讲课应该是顺理成章。我曾经教授了十多年的《管理学原理》《项目管理》《公文写作与处理》在所有高校的管理学专业应该都可以通用。然而，学院的领导另有打算，即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也只能客随主便了。

正当觉得已经与本科教学告别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在2019年底寒假之前，学院一位老师准备休产假，院长问我是否可以代她上一学期的课。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下来。一来我的所谓“帮助老师们做科研”的任务已经告一个段落，该讲的、不该讲的都已经讲得差不多了，下面的事情就要看老师们自己的决心、能力和运气了；“催化剂”本来就是不参与化学反应的。二来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学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长，应该也必须感受一下教学一线的气氛，而讲授《管理文秘》（《秘书学概论》）恰好是一次不错的机会。俗话说，“机遇青睐有准备的大脑”“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这撞到手里的运气那有不抓住的道理。于是，我特地向院里请了几天假，回京备课了。

回想起来，我上次讲这门秘书学的课程，应该是在二十多年之前。1990年代末，我的一位朋友准备去外地挂职，他在北京一所高校讲授的秘书学课程只能找一个替补。他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这个职业“替补运动员”。我还算是不辱使命，继承他的“遗志”，在这所有秘书学专业但没有秘书学专业教师的高校讲了一个学年（两轮）这门课程。但时过境迁，几十年后无论是学科还是实践工作都同以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啃吃的空间，只有认真备课一条路可走。为此，我还为这门课设计几个方案，准备让学生看看学院的“板凳深度”。就在我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全国的高校都变成“停学不停课”——线上教学了。好在有C（我的博士、PTU学院教务处领导）的帮忙，很快登录了教学平台、掌握了EV软件的使用，这门秘书学的新产品就与学生“见面”了。虽然我采用录课的方式比较费时、费力，但是可以兼顾家处网略环境不佳的学生回看，也可以为自己留下一份教学资料（档案）。与那些讨论线上教学经验的大咖不同，我自己觉得线上教学是我国的一种传统教学形式，只是当年叫做“广播电视大学”而已。现在的所谓经验，大多数与过去的“发明”雷同，如果有些进步，那也是时代发展使然，不足挂齿。而所谓的线上线下融合，可能就是“电大”+“自考”（面试）的形式，其中的诀窍，知网可查。

2020年秋季开学后，《管理文秘》（《秘书学概论》）进行了线下考试。由于当初每个单元都有“思考题”“作业”和讲评，所以拒绝了学院领导要求“重点辅导、适当放宽”的考前“友情提示”（在人大这种“提示”应该算做教学事故）。值得庆幸的是，学生们还是基本掌握了课程内容，通过大作业+考试的方式，和我一起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其中感触比较深的除了“友情提示”，则是PTU学院的考试形式：即每门考试课程需要提交A、B卷试卷、A、B答题纸和A、B参考答案。这些情况，是我这个老教师遇到的新问题。事后一打听，据说是大多数学校的惯例，这回敢情是人大另外了。不论考试的内容、形式和结果如何，我还是坚持我以往的观点，老师通过考试的方式，让别人把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再告诉自己，难道不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吗？！

2020年，我延续了线上的方式参加了安徽师范大学秘书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审读、答辩，也是十多年后再次参加硕士论文答辩和第一次参加秘书学专业硕士论文答辩。感受到一些秘书学研究生教育的状况和水平；还为远在北京博士生们主持了课题会议，将视频会议的方式发扬光大，也使我的教学工作略显完美。

3.科研

我对“科研”一词的理解，开始于1990年代。那时我刚刚回到人大执教，像许多入职的“青椒”一样，需要填写表格，这个表格有“科研”一项。在曾经工作的单位，“科研”人员是指研究所的工程师们，他们的成果会耗资数万，价值重大，而我虽然也自认为可以“抓虫灭菌”，但并不属于这个岗位。因此，人大入职表中的“科研”一项，我空下没有填。在学院核验表格时，我的一位已经是院领导的老师说，“你怎么傻呀？科研就是你写的文章！”我这才如梦方醒，文章我还是写过一些八卦的。从此，我知道了一个重大发现，即在高校“科研”可以约等于写文章加上后来的做课题（项目）。

言归正传。PTU学院（管理学院）的领导将“辅助”老师们做“科研”界定为我的主要工作，于是乎，我就走上了“科研管理”岗位，并为老师们设计了一个申报课题（项目）的流程。

首先，我申明了自己的观点。即作为一名教师，主要是将教学做好：要有一两门自己可以讲通的课程，有自己喜欢和关注的领域。此外，如果你讲了许多年的课程，却一点想法也没有，是不是非常奇怪？有想法不妨把它写下来成为一种系统的观点，本身对教学是一种促进。

其次，你所记录的观点及其系统化的过程，本身就符合高校的所谓“科研”范围。如果你还想进一步提升的话，不妨有一些更加“系统”的考虑。当然，目前高校教师的职责中，也有“科研”的任务指标。如此将自己的兴趣与组织的要求结合起来，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再次，如果将申报某一个层级的课题（项目）作为“你所记录的观点及其系统化的过程”，那就要有一个通盘考虑。即为自己设计一个工作流程：确定一两个大致的选题，围绕这些选题发表几篇文章（也就是申报课题时的“前期成果”）。

最后，熟悉申报课题（项目）的要求，并组建研究团队。如果研究团队在选题之前或者初期就已经组建，那这项工作就会更加可靠。至于接下来的听介绍、看范本等，都不过是一种过场，即所谓“百听不如一做”，关键要形成一个符合申报要求的文本。其中除了基本格式、语言之外，就是课题（项目）的前期成果和创新点。

按照我的计算，从2019年3月到2020年的国家项目申报，应该可以满足一个完整的“科研”周期。也就是说，从确定选题、做前期到组团队、写文本，如果抓紧时间，还是一个能够完成的任务。于是，我在向学院老师介绍了自己的想法之后，与大家一起讨论了“科研”问题，将有申报愿望的老师组织起来（包括请他们吃饭），研究了往年成功申报的文本、拟定了各自的选题，帮助一些愿意让我修改文本的老师修改了文本。其中，老师们又在校方的组织下，听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专家”的项目申报辅导。有一个插曲比较有趣，这里的老师居然认为，申报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容易些……如前所述，在我“帮助老师们做科研”的任务已经告一个段落，该讲的、不该讲的都已经讲得差不多了之后，下面的事情就要看老师们自己的决心、能力和运气了。

结果确实差强人意，在两年中，管理学院的教师只获得了三四项F省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PTU学院2020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只获得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也没有。这就是所谓的统计规律性，可能与学校的基本定位有关，取得这个成绩应该是非常正常的结果。对于管理学院这种“大专业”“小院校”来说，教师们缺乏交流及知名度是这一“正常结果”的原因之一，而学院在这个方面并没有向好的措施。

由于我有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所以不能参与新项目的申报。为了不辱使命，我将一些精力放在了“科研”的本意。两年间，我独立写作并发表在正式出版物（包括即将发表）的论文11篇（管理学院的论文指标是8篇/年）：

[1]胡鸿杰.我国档案机构改革与档案职业发展[J].浙江档案,2019(05):27-30.

[2]胡鸿杰.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J].北京档案,2019(09):7-11.

[3] 新中国档案学研究70年回顾与展望[J].档案管理,2019(06):6-8.

此文为《党建》思想中国首发，其后新华社网站、人民网等均予转载。其中，新华社网站的阅读量已经超过53万人次【截止2019年底】。a.https://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6398801?isview=1&homeshow=0&from=singlemessage
b.https://mp.weixin.qq.com/s/pJpT-vtjHpAowuLoIDK81w
c.https://mp.weixin.qq.com/s/xi9Iu30a53bV4NS855psFA
d.https://mp.weixin.qq.com/s/UvKQ2DjZhdZJ8wz1P14YEA
e.https://mp.weixin.qq.com/s/3B6pOCN5Lz1yok9ZnWPvSg
f.http://theory.people.com.cn/GB/n1/2019/0813/c40531-31292503.html?from=groupmessage

[4]胡鸿杰.一个想法与三条路径——论档案学术之滥觞及流向[J].档案管理,2020(01):5-9+14.

[5]胡鸿杰.再论档案文化及其建构[J].档案管理,2020(02):5-9.

[6]胡鸿杰.大道归一：档案法治研究进行时. [J].档案管理,2020(04)

[7]胡鸿杰. 档案学术评论及其价值[J].档案管理,2020 (6).

[8 ]胡鸿杰. 基于学术评价的档案学经典著作指标分析[J].档案学研究  ,2020 (6)

[9]胡鸿杰.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佚文分析[J].档案管理,2021(1).

[10]胡鸿杰.秘书学的研究思路与专业发展[J].档案管理,2019(05):70-73+78.

[11]胡鸿杰.莆田进行曲[j].中华妈祖.2019(2):69

    虽然没有实现“辅助”老师们做“科研”的任务，但是的确是履行了聘任协议中“争取”的条款，而且有一个还不错的个人榜单。

4.管理

管理并不是一个游离于定位、教学和科研之外的概念，相反管理必须体现在上述三个问题之中。包括大学在内的所有广义的社会组织，如果没有成功管理，取得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换句话说，办好一所大学（包括其他单位），必须要有战略眼光、要有顶层设计、要提高管理层的能力、要分清“轻重缓急”……。这些无一不是管理问题。

具体地说，敢称自己是“管理学院”的单位，应该有过硬的管理能力。其中，不论是管理的方式、手段，还是管理的工具、条件，都不能缺位。以我所在的管理学院为例，由于没有OA等校内办公网络，院内所有的问题都通过教师微信群来完成。大家不妨想想看，这个群会出现什么情况？即不管大事、小事，主办人都要发三遍消息：第一遍是文件本身，第二遍是文件内容的截屏，第一遍是提示当事人。如此一来，这个群里基本上处于“字节跳动”的状态，反倒使大家对其呈现一种麻木状态，进而使一些重要的问题可能被忽视。当然，任何的管理手段、方法都是有其主体的，管理的问题关键在于管理者。我不止一次的说过，所谓管理理论，从泰勒、法约尔始，就是告诉管理者应该怎么去做的。即权力决定规则，管理的成败在于拥有权力的管理者及其管理能力（方法等规则）。其中，管理能力与运动员的能力一样，必须经过严格训练获得。这也与管理者的产生规则有关，并不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由于管理观念、能力和手段等方面的限制，管理学院的管理方式基本上是一种粗犷的行为，所有事情都一哄而上，然后一哄而散。所有的任务，小到卫生检查，大到国家基金项目的申报都是全民总动员，没有层次和梯度。以现有人员的能力，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使有能力的人疲于应付、能力欠佳的人无能为力，最终可能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以我的观察，要实现目前的目标（尽管我也不知道PTU是什么目标），只能把现有的人员分成三个部分:组织精锐部队做科研，后两类为教学和事务性工作，三类人员的工作量比例不同，才能保证重点，兼顾一般……仗只能这么打，才能以弱胜强，以奇制胜。至于横向课题和什么街区科技特派员，说的好听是服务社会，说的难听是弄点钱花，不能作为学院的管理重点。

还是那句老话，管理是管理者的事情，而管理者的产生又多符合“彼得原理”，因此其结果本来就不能期望过高。更何况管理的环境对管理者的影响巨大：重商、二本、安于现状等因素，也会不断地侵蚀管理者和教师的身心，使他们觉得现状和某些领导的“指示”就是历史的必然，人类作为外星人圈养的生物不过是一种“被人”观赏的物种而已，因此，许多事情做实还不如做秀……

唉！

注释与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