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我告别工作了10年的出版社以及之前工作了4年的国家档案局、受同学和老师之邀回到久别的校园——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自己觉得一个崭新时代开始了。我沿袭着“做事”的习惯、饱含热情地投入了教书育人、为人作嫁的教育和出版工作……我应该算不上优秀，但是尽力了——不要人说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22年过去了，当我离开这个校园、或者说走出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想起一个叫做摩西家伙及其出埃及记。传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虐待蒙神垂听，神兴起了先知摩西，带领他们走出埃及到应许之地迦南，使他们脱离苦境。作为创世纪之续集，《出埃及记》旨在讲述一个为信徒脱离罪恶、蒙神救恩、归入神国的神话传说。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神话传说是一种比历史书写更加可靠的社会记忆：因为这些传说不会受到权力的胁迫而不断修改。具体地说，依照我的理解，也许摩西“走出埃及”确实走出了埃及，至于他后来的所思、所为，则只能用“信以为真”来概括了。

与摩西“走出埃及”不同的是，从严格意义上看，我曾经两次“走出人大”：

第一次是大学毕业，由学校进入职（官）场。作为78级的大学生，学校在我心里，永远是美好回忆，是自己信心和勇气的源泉。“出人大”的最初几年，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学校所学的知识与实际工作之间的“碰撞”。我们是人大“文革”后的第一届毕业生，面对的是一个刚刚恢复不久的国家档案局和档案工作，想想都会令人陶醉，应该是一番宏图大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来在于书本知识的滞后因素，许多工作需要在实践中重新学习。二来，也是更重要的是，从学生角色向机关工作人员的转变。虽然说不上脱胎换骨，但足以灵魂出窍。就像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的，一个人要想实现其社会价值，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活得有意思，首先要为其所处的群体所接受。真正变成群体分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单位或部门的一员，否则其作用就容易被削弱或抵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同样一个极平常的建议，如果由一位在部门中与大家关系融洽的人提出，就会得到响应，如果被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各色”的人提出，就会被认为另有所图而受到非议。其实那个建议还是那个建议，，就是由于提出者所担任角色被大家接受程度差异，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旦一个人进入群体，就需要获得一张道义上的“绿卡”，那个群体就可能接受你的一切。经过千百次的感悟，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这可能就是当年学校教育或者“出人大”之前的最大缺失吧!

人总是习惯于做自己熟悉和喜好的事情。虽然职场给了自己“出人大”之前所缺失的历练，但是我还是希望回到一个压力比较小的环境中。于是，我又从干烦了的地方回到学校。希望“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回到那个自己充满美好回忆的地方，但这次情景却大不一样了——校园还是那个熟悉的校园，世界已经物是人非。

在其后的22年里，我最大的困惑就是自己的身份。是同学还是同事？是教师还是编辑？比如，我回到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一名区别于“代课教师”的真正教师——我在“业余”时间里依然“从事”编辑工作，而我的“职业”已经不是编辑了。因此，学校的任何考核都不会将我“从事的业余工作”记录在案的。这就使我又一次想起了钟叔河先生的那篇“职业和业余”——两种事由相互牵扯，“业余”的没有做好，“职业”的也没有长进。最后，就连思维缜密（作恶多端）的学校人事部门都自相矛盾认为我的确“非驴非马”，既不能按照编辑晋升，也不能作为真正的教师确认职级！

更为吊诡的是，这个地方虽然叫校园，但流行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官场文化。这里真正权威不是学者，而是所谓的官员，即校长、院长、处长、科长们。他们才是这个地方的“运营官”，其余的不过是他们的打工仔。至于门面上挂的那几个知名教授，不过是花街柳巷的“头牌”而已。这种心态和文化，决定了这里的一切行为准则——权力通吃！或者是学校门口石碑上写的过渡语：“实事求是”地说是“权力通吃！”

当然，作为一个来自职场（官场）的我，还是比较熟悉和适应这种文化的。但“熟悉和适应”并不等于喜欢。就如上文所言，“我还是希望回到一个压力比较小的环境中。”于是，我又一次的“出人大”——以退休的方式离开这个校园。也许，我所面临的，就是有关摩西传说中的世界。

【注释】 图2“签署”者应该比我年长：因为“人大年龄” 不等于“人类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