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9日，由人社部、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牵头成立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并颁布了新修订的201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职业分类大典》）。2015版《职业分类大典》延续了1999年版职业分类体系，包括大类、中类、小类和细类的结构；细类是最基本的单元，即职业。调整后的职业分类结构为8个大类、75个中类、434个小类、1481个职业。与1999版相比，维持8个大类不变，增加9个中类、21个小类，减少547个职业（新增347个职业，取消894个职业）。新修订的《职业分类大典》首次将“档案专业人员”独立成为小类，并在1999年版的基础上由“档案业务人员”更名为“档案专业人员”。

2015年版《职业分类大典》将“档案专业人员”列入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类别下的“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中的小类，并将档案专业人员定义为：从事档案接收、征集、整理、编目、鉴定、保管、保护、利用、编研的专业人员。主要工作任务是接收或征集档案资料；进行档案资料登记造册、价值鉴定，确定保管期限；进行档案资料分类、编号和组卷；进行档案资料排架、入库、移出及其登记、统计，清点、核对档案资料；进行档案库房日常管理和档案资料的安全监护，保护、修复档案；编制检索工具，建立数据库；提供档案资料借阅和咨询服务；进行档案资料考证研究与编纂。

作为一种明确列入《职业分类大典》的小类的职业，档案管理活动似乎不能再简单地用档案工作或者档案事业去含糊其辞。也就是说，业内应该对档案职业存在的方式与层次有稍微清晰的界定，而不应该满足于狂欢后的一如既往。

一

     从总体上看，职业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以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为目的，由人们广为从事的具有特定技能要求的社会劳动，造成职业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劳动分工。当人类社会在历史上出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之后，出现了最初的职业划分。此后，随着第二次、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展，才相继出现手工业和商业等职业划分。劳动分工越细，职业的种类也就越多；劳动分工的变化，必然引起职业划分的变化；劳动分工的发展，决定着职业体系和结构的形成。由此可见，职业问题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劳动社会学问题。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归纳出：职业是劳动者从事的有酬的工作，即通过这项工作可以获得经济报酬；职业是劳动者能够稳定地从事的工作，即有时间限度的非中断性劳动；职业是劳动者模式化的一种人群关系及相应的行为规范；职业是在社会需要将一部分劳动者相对稳定地安置在社会分工体系的某种岗位上，使之固定地从事某项专门工作的时候产生的。由此可以推定，职业是给予劳动者的一种社会角色，人们除了通过一定的职业取得生活资料之外，还通过职业同社会发生了关系。因此，职业综合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水平、行为模式、权利义务和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社会就成为确认包括档案职业在内的职业的一个关键词。换句话说，如果不具有社会意义的“劳动分工”，即便对人们的生活再有“价值”也不能称其为职业。比如，父母哺育子女，尽管非常有价值，但是“父母”不能因此而成为一种职业。从严格意义上讲，父母只是一种被称为“家庭”的组织角色（有关“组织”的问题，本文将在第二部分中论述），而不能称其为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并列的（社会）职业。

   如此一来，所谓档案职业的问题就会变得简单了：即只要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从事档案接收、征集、整理、编目、鉴定、保管、保护、利用、编研的专业人员”，就可以确定为档案职业人员。反之，只是在组织内部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则不是档案职业人员。这就是档案职业人员与档案工作者的区别（当然，也是政策与感情的区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