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安徽大学马仁杰教授相识多年。他曾经将我的《办公室管理》课程引进他们学校，后来我们又一起合作编写了“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规划教材”《办公室管理》。因此，当马仁杰教授主编的《秘书学教程》书稿放在面前时，我似乎应该义不容辞地说上几句。

秘书一词最早是指宫廷里的秘藏图书，也就是说“秘书”原来是一种东西。依照我国的文化传统，一些最初的东西后来都有了延伸含义变成不是东西了——秘书就是其中一例。当然，我不是说“秘书”不是东西，而是说秘书由原来的东西延伸为管理东西的机构和人员了。现在大家谈到秘书，基本是指服务于领导的一种人员。如果按照“世事洞名皆学问，人间练达即文章”的逻辑，那么，“秘书”成为一门登堂入室的学问也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大惊小怪的。

我个人认为，秘书不过是一个“管理职位”，通俗地说可以将秘书看做一个“行政助理”；他们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了对处于领导职位的人提供服务或者帮助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领导”，就一定无所谓“秘书”。因此，“秘书的学问”应当是一门当之无愧的学问，秘书职位也应该是一个需要人们尊重的职位。至于处于秘书职位的具体分子是否“尽忠报国”还是“以权谋私”，应该与这个职位没有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人们就不会看到那些“出身贫寒”的贪官和“品学兼优”的暴君了——我想没有谁会愚蠢到为了提高效率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程度。

然而，在社会社生活中，一些人却将“秘书的学问”视为洪水猛兽或者“成功宝典”。就在不久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言人就列举出诸如王晓方的《市长秘书》系列（2007年），洪放的《秘书长》系列（2007年），杨川庆的《省长秘书》（2008年），于卓的《首长秘书》（2009年），阙庆安的《市委办主任》、《走向深渊的秘书》（2010年），丁邦文的《中国式秘书》系列（三部）（2010年），王清平的《秘书们》（2010年），百里无忧著《官潜：编外市长秘书》（2010年），岩波的《副省长女秘书》、《女市委书记的男秘书》（2010年），黄晓阳的《二号首长》（2011年），风中一影的《私人秘书》（2011年），杨承华的《秘书笔记》（2012年）等文学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打着反腐的旗号，诋毁秘书的现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实事求是地说，谁也不能否认在秘书领域里有些人“利用职务之便”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坏事，这些问题大多数是属于制度、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只能通过“制度、体制和机制”的方法去解决。但是，不论爱也好、恨也罢，人们在为人处世方面多少都受到一些“秘书的学问”的影响——因为这门学问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太深了，所以决不是“爱、恨”这样的非理性因素可以左右得了的。因此，大家往往会看到一些刚刚“痛斥”“秘书的学问”的人，闭上嘴之后活得怎么看怎么像秘书。

其实，作为对“秘书的学问”的理性思考，秘书活动的学术研究一直与秘书活动相伴而行。从张廷骧辑《入幕须知五种》到目前市场上各类秘书学丛书，真可谓林林总总、汗牛充栋。如果从1980年代李欣、常崇宜、王千弓等老先生不断发表“学术见解”、创办学术期刊和奔走呼吁“成立秘书专业”的时候算起，“秘书的学问”这门新兴学科已经新中国“发生”三十多年了；如果追溯我国历朝历代的“官宦之学”，那“秘书的学问”应该称得上历史悠久、学渊深厚了。至于有多少人直接或者间接地得益于“秘书的学问”，恐怕连统计局的官员都无法算得清楚——保守地说，有个成百上千亿可能不算过分吧！

由此看来，作为一项传承文化、造福社会的活动，研究“秘书的学问”、编写《秘书学教程》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马仁杰教授主编的这本书，就是试图通过秘书学概说、中国秘书工作的发展沿革等理论研究，以及公文写作与处理、礼仪与交际等实务操作，将这种“有意义”的善举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可以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会通过对此书的阅读，领悟秘书活动的真谛，增长实际工作的才干，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