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许多佳作是依靠以讹传讹留存于世的，《人间词话》的“治学三境”一定不是孤证。比如，人们常常用到的“空穴来风”，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意思。空穴来风一词，较早出自宋玉的《风赋》，文中有，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原意为“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后人望文生义，以致许多场合包括《汉语大词典》等辞书也已将目前广泛使用的含义补充了进去，算是照顾现实、将错就错了。实事求是地讲，许多将错就错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空穴来风从字面上解读，其实容易产生歧义。试想，在当今如此繁忙的人们，有谁去挖空心思去找当年宋玉的讲法呢？因此，既然是空穴，就怨不得风来风去了。依此类推，王国维对晏、柳、辛及其后人对《人间词话》的演绎，也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罪过。

还是回到境界的话题。既然“治学三境”已经约定俗成，我辈论者也只好入乡随俗了。如果把“俗”理解为文化传统，那么“入乡随俗”还有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空间。如前所述，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境界又有大小之分。优美乃无我之境所表现的形式，往往确定而有限；而壮美乃有我之境因只存于人的内心，不见于实际自然界，因此达于无穷。所以无我之境界较小，而有我之境者境界较大。于是就有了第一境界的“志存高远 ”、 第二境界的“孜孜以求”和第三境界的“豁然开朗”等这些“有我之境”。虽然这些“有我之境”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无我之境”优美，但必定融入了作者的（壮美）情怀，因此容易被同类接受——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嘛！“治学三境”显然击中了一些学人的痛点。

痛定思痛，千万别忘记了王国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中的首选是“大事业”而非“大学问”。也就是说，“悬思、苦索、顿悟”并不是特指某人群，学人们自比苦恋的人生似乎有些矫情。从王国维自身的经历看，他老先生也绝非死心塌地的治学之人，只是在境遇不佳的时候退而求其次罢了。进而言之，所谓“大学问”不过是“大事业”的一个类别而已。就像一日三餐，并非特定人群的所为。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凡夫俗子，都需要三餐果腹。如此一来，王老先生的“知、行、得”在不经意间就成为一种为世人共享的理想状态。

古人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把王老先生拉出来见一见大家，主要还是打算引出以下的正题。即如果管理学还算一门学问、管理活动勉强是一种事业的话，它可否经历三种境界？

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我的大多数职业生涯都与“编辑和著述”有关，也可以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王先生的同行。好在这不同于张氏后人将张飞供为始祖，王国维先生不过是“编辑和著述”这个行当中的一位先行者而已。因此，作为王先生的同行，我们都会大言不惭地将治学奉为使命。也希望自己能够写出“不论人、物”的真情乃至学理，以便向王国维先生致敬。从实际状况上，世界上用“研究、讲授”管理来混饭吃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他们职业生涯自泰勒、法约尔始，应该与“治学”相关。虽然钻研“学问”的科学院院士和追索“恋人”剩男剩女自杀比例存在很大的不同，但其中甘苦是可以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来形容的。

我一直以为，管理的根本出路可能不在于“治学”而在于“谋事”——就是把自己掌握的“管理”应用于生活和工作：把想法变成现实、让现实产生效益、从效益中得到生存。为了“谋事”，人们必须分辨的“应知”与“应会”，学会确定目标、选择路径和收获果实。时下市面上流行的所谓“项目管理”，就是“管理”的一种“谋事出口”。当然，如果仅仅将“管理”归结为“谋事”，在几百年前就被认为是“狭隘”了。尽管大家真的也不必非要去“建功”，而将“谋事”常态化的“立业”还是可以考虑的。如此一来，王国维先生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应该经历的“知、行、得”则尽可以在管理（学）中得以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