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8日，在时隔八年、筹备了大半年之后，主题为《回望经典：中外档案学的比较与借鉴》的第三届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终于召开了。时间仿佛与人们开了一个玩笑：当初立志要继往开来的档案学人，似乎又回到了出发前的原点？大家不禁要问：历经八十年的中国档案学究竟路在何方？也许正像哈姆雷特说的“To  be,  or  not  to  be”——“生存与毁灭”这的确是个问题。

回首往事，民国初年的一些志士仁人开启了中国档案学的研究。由于政治和历史的诸多原因，这些学者的身世已在时间的流逝中而暗淡。其中甘乃光和滕固被载入“史册”，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身为国民政府要员，而并非作为档案学的启蒙者。同样，像何鲁成、程长源、龙兆佛等人名不见“经传”，则并不能抹煞他们对档案学的贡献。只是在当时，档案学还没有成为被社会承认的显学而已。事实上，他们对档案学的认识，也是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无关联的——正是这些“行政界的知名人士”，从强化政府机构和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出发，给予中国档案学最原始的“第一推力”。他们与档案管理实践紧密结合，从总结政府机关档案改革的实际经验入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档案学理论，奠定了中国档案学的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档案学的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时代造就了以曾三、吴宝康等为代表的一批既有丰富的档案管理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档案学家。他们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初步形成了中国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队伍，使中国档案学走上了教育与研究并重的道路。1978年以降，在良好、开放的学术环境里，档案学界摆脱了“左倾”思想的影响，各种学术观点不断涌现，学科体系逐渐完善，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迎来了“学科的中兴”。中国档案学通过自身的理论形态，展示了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以及管理资源重新整的模型。其影响范围从公共管理领域延伸到科技、生产等领域，进而辐射更加广泛的社会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档案学理论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使广大民众明辨档案的概念，而是使他们接受由档案学理论所倡导的理念和所推行的模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欧美思潮的引入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包括档案学在内的许多传统学科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甚至是危机。档案学的“边缘化”已经成为不需要“共识”的社会现实。能否迎接挑战、克服“危机”，不仅取决于档案学人的学识和勇气，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档案学自身的结构、功能以及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它不仅要解决“是什么”和“有什么”的问题，还要解决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应当阐释该门学科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和对社会的基本贡献。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华民族曾经用八年的时间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把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引向正轨，进而逐步实现了民族的复兴。同样我们深信：有着八十年理论积淀的中国档案学人，也应该有能力经过一个甚至是数个八年，通过自己的不断进取去实现中国档案学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