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有时候不仅可以带走我们的时光，还可以带走我们的记忆——在毕业几十年以后，当年的学生已经毫不奇怪地忘记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课程，忘记了自己的老师，甚至忘记了自己的专业。因此，阅读的意义可能在于使已经失忆的我们恢复记忆。当华林教授主编的《科技档案管理学》放在面前的时候，它带给我的不仅是著作本身，而是由著作“恢复”的记忆。

1950年代，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值得记忆的事情。对于档案界来说，在这些“值得记忆的事情”中一定会包括国家档案局在1959年召开的大连技术档案工作现场会议。因为在会议前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的国家开始建构科技档案管理工作及其相应的理论和学科。在我个人看来，这个“值得记忆的事情”使得档案管理的范围从以往的机关工作扩展到了科技生产领域，使档案管理学科从狭义行政管理向企业管理方向渗透。其基本意义可能并不一定在于使广大民众明辨档案的概念，而是使他们接受由档案管理学科所倡导的理念和所推行的模式。

值得提及的是，1978年当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恢复招生的时候，根据当时档案管理及其学科发展的需要开办了科技档案专业（专门化）。华林教授在书中提到的沈永年、王传宇等先生就是这个专业最早一批教师中的一员，而我则有幸成为他们最早的一批学生中的一员。也就是说，是科技档案专业把我同中国人民大学联系在了一起，是科技档案专业把我同老一代的档案学人联系在了一起，是科技档案专业把我同华林教授的《科技档案管理学》联系在了一起。我不敢妄言“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是这在档案学科不断被“边缘化”，许多档案专业的毕业生在提到自己的专业时语焉不详的今天，使大家“恢复记忆”至少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其后，正如华林教授在书中所说的那样，《科技档案管理学》在产生之后的几十年里，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人世的沧桑一路走来，其中的学术积淀自不待言，单就著作版本则包括了主要有范奇媛编写的《科技档案管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作明主编的《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赵鸿飞主编的《新编科技档案管理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传宇、沈永年主编的《科技档案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吴品才编著的《现代科技档案管理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传宇主编的《科技档案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吴建华主编的《科技档案管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传宇、张斌主编的《科技档案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科技档案管理学》为我国档案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代在发展，学科在进步，包括科技档案管理学在内的档案学科也必须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比如，如何在继承传统科技档案管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吸收新知识”？如何解决科技档案管理学理论与其他档案学科的关系？如何提升科技档案管理学理论的学术品位？等等。这些不仅是摆在华林教授等研究者面前亟需解决的任务，也是我们这些被华林教授著作所唤醒的“失忆者”们的心结。我高兴地看到，华林教授和他的团队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及其持续的努力，通过“立足实践工作、拓展管理范畴、构建管理规范、重建学科体系”去逐步接近理想的顶点——这正是他们值得人们学习和尊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