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学研究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太多的原创理论，但却始终感觉良好——因为每当仰望星空，诸如一些类似于新老“三论”的前卫思想在向档案学招手，大家几乎可以不太费力气地从中找到自己学科进步或者已经是先进的理论根据，于是身心倍受鼓舞。如果大家需要从这种“仰望”的姿态调整一下以解除疲劳的话，我们可爱的大地依然十分给力，诸如一些冠以档案名义的“社会存在”此起彼伏：从新老媒体开办的栏目到街头巷尾风传的趣谈似乎无不与档案有关……这些现象的出现，给了档案学界一种不太真实的存在感，那就是档案学既可以高端大气上档次，又可以冷艳高贵接地气。

事情果真是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虽然中国档案学已经告别了“黄土地高围墙”[1]的窘迫，在“理性的呼唤”[2]中幡然猛醒，但是依然没有真正走出“国外”“图情”[3]怪圈，没有真正探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成长模式，没有真正走上良性循环的康庄大道。痛定思痛，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当代档案学人对自己生存的环境认识不足，常常被一些虚假的繁荣景色所迷惑，对档案学自身的价值缺乏恰如其分的评估。因此，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从清理包括学术环境在内的生存环境入手。

在档案学通往学术“坦途”的道路上，徐欣云的《档案“泛化”现象研究》[4]似乎是一个不可以绕过门槛。即大家必须解决如何看待这个纷繁的世界，如何从中找出属于滋润学科发展的营养而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据作者称，档案“泛化”现象主要是指档案界和社会大众对“档案”概念偏离传统的使用。档案“泛化”现象主要包括大众的“档案热”、档案概念的“泛化”、 档案工作的“泛化”和档案学的“泛化”。 作者进而指出，档案“泛化”的动因比较复杂：“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特征，也是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结果，还交织着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各种思潮和文化运动的对接和碰撞下，才有当下我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混杂图景，摇摆于现在与过去、制造和发现之间。世俗化是这个图景的主要特征。影响档案‘泛化’的因素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可是，我国档案学者往往忽视‘启蒙’运动对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现代化的影响，而是直接把西方的当代物质文明作为现代性的‘典范’，认为启蒙和现代化的语境就是国家‘富强’。档案的‘泛化’就会表现为盲目跟随时代发展和盲目‘西化’，如此坚持‘现代性’从而对西方‘后现代’作了现代主义的错解，也就会对产生于西方后现代思潮下的‘系统论’、‘新来源观’、‘后保管模式’等有所误读。”

难能可贵的是，徐欣云在研究档案“泛化”现象的过程中，不乏对当代档案学著作及其作者的分析。尽管这些分析可能属于一家之言，其中有些观点大家并不一定认同，但是我们不能不为这种治学的精神所折服——在世风日下、人言不古的学术圈中，人们还能够读到这样的文章，发现这样的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幸事。相传天宝三年，李白到黄鹤楼发现崔颢的《黄鹤楼》，于是丢笔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有鉴于此，我还是请大家读《档案“泛化”现象研究》原文吧！

注释：

[1] 江村夫.黄土地 高围墙——中国档案学理论发展缓慢之散议[J]. 上海档案，1988（5）：

[2] 阿迪.档案文化意识:理性的呼唤——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思考[J]. 档案与建设，1989（2）

[3]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得与失[J].档案学通讯，2011（6）：4-8

[4]徐欣云.档案“泛化”现象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