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直接或者间接的生活体验：就是当一个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中时，他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地会发生改变。比如，一个项目经理发现他的来自印度的团队成员都使用手抓饭的时候，他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尽快融入这种文化。同样，对于已经被文明教化的罗宾逊来说，在他的漂流期间也不妨让自己“放纵”一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环境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因此，在一些学者的眼里“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行政系统本身，而应跳出行政系统，从社会这个大系统来考察，即考察一个行政与该国社会环境的关系”（里格斯，1961）。

作为人类文化代表的学术思想，与公共行政（管理）存在许多相通之处，至少这些学术思想不能离开环境而独立产生或者存活。学术思想与学术思想所处的环境之间存在着相当的“依附”关系，而这种“依附关系”在一些应用理论领域则反映得尤为明显。毋庸讳言，档案学就是一种“应用理论领域”，档案学的研究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门学科的生存环境。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环境状况已经是一个基本定论的问题，对学术环境的评价几乎如同庄周寓言妇孺皆知。那么，在这种“烟熏火燎”的浮躁氛围中，如何才能乱中取静、营造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则成为包括档案学人在内许多仁人志士所思考的问题。在这些思考的人们当中，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的周林兴博士就是其中比较勤勉的一员。周林兴博士曾经求学于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其间也从事过具体的档案管理工作，也许就是“环境”使然，他的学术研究一直与其学术环境有着不解之缘。特别是当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中国档案学术生态研究》的时候，这种“不解之缘”就变成了必修之课。

《中国档案学术生态研究》依据耗散结构理论、生态阈限理论、限制因子理论，从主体与环境、遗传与变异、平衡与失衡等角度，对生态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档案学术生态系统因子进行界定。对档案学术生态系统的三个主要因子，即“学人—学术—环境”进行了分别叙述：主要论及国家、社会与档案学人的身份变迁，生存、学术与档案学人的摇摆学术人生，信仰、理性与档案学人的政治情怀；档案学术的意义及其价值判断标准，学术的理论与实践之争，学术研究与政策解读；档案学术与微观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围绕档案学术与学术的发表环境、学术的评价环境、学术创新环境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防止档案学术研究中的失范行为、提高档案学人的主体意识的培育、打破“隔河喊话”的僵局、形成“自省、自强、自尊与自律”的档案学术文化和坚持正确的评论理论等建构良性档案学术生态的建议。真可谓用心良苦。

我认为，同为环境中人，大家不能一边抱怨环境恶劣而又一边“亲自”破坏环境。这可能就是作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积极意义所在。作为相对于中心事物的背景和条件，大家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可以被认定为其他事物的环境，同时大家也是互为环境。因此，在明白了中国档案学术生态问题之后，大家不妨像进行“垃圾分类”一样，开始着手美化中国档案学术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