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的形成过程并非是一个恢复或完全再现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其建构过程受到家庭、文化价值观、政治组织、社会分层和国家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既然“社会记忆”也存在一个建构的过程，那么它就注定与“管理”相关。实际上，学界在关心一些载体、文本的“社会记忆”份额之外，更应该关注这个建构——管理的过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论怎样建构都意味着一定的主体诉求，而这种主体诉求的实现必须借助一定的“影响力”。由于社会记忆的实质内容是对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凝结、积淀、破译、复活的双向过程，所以即便是已经“留存”下来的载体、文本也不过“主体诉求及其影响力”的产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主体诉求及其影响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的存在则证明了附着其上的“主体诉求及其影响力”。这里所说“主体诉求及其影响力”，其实就是权力­——正权力操控了社会记忆的内容和社会记忆的方式。因此，讨论社会记忆就不能离开权力问题。

行文至此，不论是“通过他人的工作实现目标”的管理现象，还是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社会记忆，都被打上了权力的“烙印”。如果将社会记忆建构也视为管理问题的话，那么所有“管理问题”就不能与权力撇清干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学的研究不能忽视权力问题。

     我在《管理资源分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75c030100p4lc.html。中曾经通过“管理的维度”将管理现象表示为“有内容、耗资源、用方式”的三维空间。其中，X轴是实现管理的方式和方法，如现场、会议和文件等等，它是管理功能实现的基本手段。Y轴是管理活动的内容，也就是管理实施的要素，主要是由计划、组织、协调、沟通、控制等具体管理职能所组成。Z轴是实现管理的物质基础，它是管理功能实现的保障条件。无论是人财物还是机器设备原材料，都不过是“管理资源”——作用于管理内容并使起产生结果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一项“管理”必须存在于这个三维空间之中——即有内容、耗资源和用方式，而不可能“独立”存在。比如计划工作，是在占用一定技术资源条件下，采用会议的方式进行的等等。因此，作为管理的“广义资源”，管理活动的维度决定着管理及其学科是否存在。其中的任何一项“资源”缺位或者滥用，都会导致管理的“无效”。

     如果从管理的基本问题出发，排除一般意义的普遍“资源”，寻找关键、重要的管理“资源”，似乎可以摆脱研究的困境，使研究呈现出“柳暗花明”的景色。所谓“关键、重要的管理资源”，首先是指管理的“动力因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就不存在管理。因此，“关键、重要的管理资源”实际上是管理的命脉。詹姆斯·D·穆尼在他的《组织的原则》（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47年）中曾经指出，建立等级系统的过程是进行管理的必要性所带来的自然结果。等级职能贯彻的是权力原则，这种权力来自并得到更高权力的批准，这种更高的权力（在政府中）是指人民，（在教堂里）是指上帝，（在商业公司中）是指私有财产。

      无论是来自“实际生活”的故事还是“社会记忆”的演绎，都共同指向了一种管理的“特有资源”——权力及其规则。在传统管理学的语境里，管理的“特有资源”被描述为“谁来管”和“如何管”等问题。实际上，所谓“谁来管”就是“权力”问题，所谓“如何管”就是“规则”问题。相对于广义管理资源来说，“权力与规则”这对管理的“特有资源”具有更大的研究潜质。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权力与规则”——管理的“特有资源”将势必成为管理学的重要发展领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