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研究“通过他人的活动实现工作目的”的学科，管理学在自己的“古典科学时期”似乎就建立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其后的“行为科学时期”、“管理科学时期”所研究的重点不过是调整这种“结构”的方法：比如，是从“人”的角度去调动活动主体的能动性，还是采用“计量”的方式去完善决策的方向。以至于在包括福柯在内的学者眼中都把管理视为规则问题（方法、制度等）http://wenku.baidu.com/view/75bcebfa770bf78a6529549f.html，因此我曾经将管理归纳为“有内容、耗资源、用方式”的三维空间”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75c030100p4lc.html。大家似乎已经在“管理就是为了提高效率的方法”问题上取得了实际上的共识。

然而，随着一些事件的出现和时间的延续，上述“共识”产生了缝隙。比如，管理学中研究的问题好比是在让学习者思考“当我是总理的时候”、“一日校长”等等，但是非常可惜：如果你不是这些角色，你的言论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管理学的研究应该有一个前提，即作为一个管理者，你应该如何作为。产生这种前提的道理非常简单——就是当年创造（包括现在发展）这门学科的人本身就是“管理者”：泰勒是一个“工头”、法约尔是一个“老总”……，就连国内现在铺天盖地的《项目管理》，在其原创者那里都是培训、认证经理人的模块。管理学的问题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为“总理、校长”等管理者设计的，只是人们传诵久了，就把这个重要的问题忘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的首要问题应该是“谁来管”的问题，即权力问题。如果没有“谁来管”的存在与明确，所有对规则的讨论几乎都是伪问题。

大家的一些亲身经历就不难证明这个命题——

我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次访欧途中，国家档案局代表团在用早餐时对方准备了煮鸡蛋及其食用的设备。恰巧我们团中有一位“海归”博士，他便自告奋勇地为大家讲授“设备”的用法。我觉得此法有“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之嫌，就列举了几种“中国式吃法”——一时间早餐变成了“博士论坛”。正当大家说得兴起时，局长驾到。只见他老人家抓起一个鸡蛋，一边在餐桌上横向滚动，一边对大家说：“鸡蛋应该是这样吃的！”于是，讨论结束，大家纷纷践行“局长的方式”，并向他老人家投去赞许的目光。我将这个故事的结论归纳为“权力与规则”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75c030100jtr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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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关于“社会记忆”的讨论。在我们学界，以我孤陋寡闻的亲身经历来说，就有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博士论坛的“21世纪的社会记忆”、2004年第15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档案、记忆与知识”、2011年江西南昌大学的“社会记忆与档案信息资源规划”等这样一些“心理体验”。与参加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博士论坛相比，2004年第15届国际档案大会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名为图皮的生物学家，他在报告中从自己的学科诠释了记忆，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诫包括我在内的与会人员“记忆是一门科学”——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外行不要妄加评论。当然，隔行如隔山，对于其他学科专家的观点我们从来都是姑妄听之。而时光到了2011年，当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成为“社会记忆与档案信息资源规划”研讨会报告人的时候，我真实地感觉到那个叫图皮的瘦老头的存在，也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再也不能“自定义”、想怎么说就这么说了。

虽然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社会记忆是“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领域”，但是当我“踏进”这个领域的时候却发现其别有洞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