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简要介绍了孟子的生平，梳理了历代对孟子的尊崇和封号，说明了其身后世代相承的脉络关系之后，重点介绍了孟府的基本情况，提出了赐书楼是孟府图书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处所的见解。根据作者的观察和研究，所谓孟府档案，是指孟子嫡系后裔及其家族在府务管理、祭祀孟子以及对外交往等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它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家族性和原始记录性等属性。孟府档案分为传统纸质档案、照片档案、古籍图书和石刻档案，各类档案有不同的数量和起止时间。孟府档案具有历史凭证、经济参考、文化传承、文物和文学艺术等不同价值。其中，孟府家志、孟子世家谱、孟府敕命文书等是中国珍贵的档案文化遗产，是世界记忆工程的一部分。

孟府档案无论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还是作为孟子家族“集体记忆”，都应当受到社会的重视、关爱和保护。有鉴于此，作者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进一步提出了按照档案的整理原则和方法，编制孟府纸质档案目录、孟府石刻档案目录、孟府图书目录和照片档案目录，建立孟府档案与相关图书、文物之间的联系，甚至设想借鉴美国总统图书馆的经验和方法，实行孟府图书、档案、文物的一体化管理，等等。应该说这些见解既符合潮流，也顺理成章，应该引起有关机构和社会组织的重视，以便尽早把理想变为现实。

根据有关资料，早在2009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就与邹城市博物馆达成合作协议，对馆藏孟府档案进行了初步整理。同年，在山东省社科规划中也列入了《孟府档案的整理与开发》重点项目，并且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其社会关注程度可见一斑。但是，面对分布在山东邹城、北京、南京、济南、台湾等地区的孟府档案资源，这些已有的“成果”显然属于杯水车薪。为了准备这篇文字，我曾经搜寻到成书于1974年的《孟府档案选辑》（一）和（四），内容多为孟府档案的抄件，其编者不详。从这套《孟府档案选辑》的辑次上看，应该还有（二）和（三）。除了这些“档案”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之外，其散落程度也不能不令人担忧。

按照学界通行的说法，社会记忆呈现出一种层次构造，大致可分为三层：由掌握权力的政治主体主控记忆，由掌握知识的精英主导记忆，由来自草根的社会地方主体记忆。不同主体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记忆诉求，也有着各自不同建构记忆的途径和方式。只有将这些多元化的诉求及其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社会记忆。孟府档案——这种具有官方色彩，又不失于精英文化，同时植根于民众心中的“社会记忆”，其原本的多元性就决定了建构过程应该由多元的主体来完成。因此，如果这部《孟子家族的记忆一一孟府档案管理研究》能够成为开启社会记忆多元建构之门的话，其意义应该大于出版本身。但无论结果怎样，我还是要代表读者向刘旭光先生及其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于化民先生表示感谢：正是你们的不懈努力，唤起了大家对“中国珍贵的档案文化遗产”的关注，使一种家族的记忆有可能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