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档案学术文章空前繁荣，不仅为官方提供了统计数据，也为分析和研究档案学科的发展状态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应该关注在“海量”的学术文章的同时，认真思考一下究竟还有哪些存在的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大量出现的学术文章并没有改变档案学科结构日趋失调的状况。我手头有一本《档案专业主要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其编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出版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时间为1991年。其中列出的所谓主要专业课程为：档案学概论、文书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中国政治制度史、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概论、缩微摄影复制技术、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等11门课程。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档案专业主要专业课程”等同于档案学科门类，我们也不能期望一个发展中的学科二十年间一成不变，但是如果某些“主要专业课程”及其研究领域在目前海量学术文章中已经难觅其踪的时候，是否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呢？我在五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简单地说，在档案专业的课程设置和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建设中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大体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在中国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内部，现实学科的划分存在交叉和包容的情况，比如档案管理学与科技档案管理学的问题、档案管理学与档案学概论的问题、档案学概论与档案事业史的问题等。从表面上看，这些学科的划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所致，而实际上是学科在理论体系中的功能所致。换句话说，在没有真正弄清楚这些学科在中国档案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之前，讨论其学科内容的取舍永远是说不清楚的事情。如果非要按照后一种思路讨论下去，就会出现类似汽车在刹车时所发生的‘惯性与德行’这样的糊涂问题。其二是在管理学科内部，中国档案学存在‘有意’与其他管理学科趋同的现象。从一般意义上讲，一门学科的存在必然有其他学科不能取代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又是通过这门学科特定的结构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档案学在自己的学科设置、研究和发展中一定不能失去自身独特的品格。如果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方向是将自己理论体系中的一些学科变成没有‘档案’的‘××学’，那么，中国档案学的存在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有调查数据表明，在2005—2009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学校的档案学科博士生论文中，“电子文件和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以情报学方向为主）、档案管理和编研方面的论文几乎四分天下。档案学科发展及其评价研究受到关注，在档案学专业博士论文题目中不见‘档案’二字的趋势有增加趋势。”类似的问题在《档案学通讯》的编辑过程中也时有发生。比如，在我刊设置的几大栏目中，往往是涉及新技术、新思维（以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情报学为主）的稿件比较充沛，而涉及基础理论、档案学教育的稿件相对缺乏，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出现有一定分量的文章。如果将档案学术文章中的博士论文和《档案学通讯》作为档案学术文章的“风向标”的话，那么可以初步断定目前的档案学不仅是存在“结构失调”的问题，而且还可能面临一种“整体退出”的尴尬境地。

  在档案学科结构日趋失调的同时，一场另辟蹊径的“造学”活动正在悄然兴起。有研究表明，“有的认为信息资源管理是档案管理的主流范式，并进一步深化了信息资源管理的涵义，强调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势需要，更加关注档案信息的管理、流动及发挥档案信息作为知识资源的作用，强调信息的集成化管理、信息的开发利用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丁华东教授也在自己的博士论文《范式转型与社会变迁——关于档案学理论发展的科学社会学分析》（上海大学：2008）中肯定了信息资源管理是档案学的主流范式。然而，当大家忙于将“图情档三大领域即将从‘三足鼎立’的格局朝着一体化的方向过渡，也为档案学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的时候，教育部却在新近公布的专业目录中将图书馆学、档案学和信息资源管理相互并列，这无疑给习惯了为“上级指示”写证明文章的人们莫大疑惑：究竟是我们的学术道理没有论述充分？还是大家没有深刻领会领导精神？其实，有关这个问题宋恩梅博士在其博士论文《IRM共同体与情报空间构建》（武汉大学：2006）中已经有所涉及 。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一个阶段时间里有关将档案学界定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文章会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