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驱动力的第二个方面是“国门之外”。随着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档案界的学者的眼界已经从单纯地关注国内档案工作情况逐渐转向更多地具有国际视野。从我国档案期刊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电子文件研究文章的《电子文件管理——即将来临的文件管理革命》到《<加拿大图书档案馆法>述评及其对我国<档案法>建设修改的启示》，从《中外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比较》到《关于中美档案利用工作的比较》，从《国外信用档案管理模式简介及比较分析》到《国外档案网站的分析比较》，从《国内外数字档案馆元数据标准体系比较研究》到《中美档案高等教学计划比较研究》……。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读者“有时间、精力和兴趣”，一定还会找出若干类似上述这种用“他山之石”来攻取“中国之玉”的文章。我想就目前的情况看，除了国际档案理事会的刊物之外，再没有哪个国家的刊物像我国的档案期刊及其作者这样具有“全球情结”的了。随着这类文章的增多和议论话题的深入，的确为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带来了一些气象。特别是在国内“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这些文章的出现至少可以给人以我们学界不落人后的架势，并且在客观上推升国内档案学的数量和质量。

    此外，可能是受国外学术规范的影响，国内档案学文章的格式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讲究“文献综述”、“引文注释”，甚至出现了一些以“文献综述”为体例和“目的”的文章。读者不难从《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的版面上发现这些变化。尽管学界对于这些的变化的价值还在进一步发掘之中，但是这种变化至少有利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发扬光大。这种源自情报学的方法论，正在为更多的文章和产生“更多的文章”发挥着巨大作用。仅以《档案学通讯》近一年来的文章为例，就有《近十年来档案用户需求研究综述》、《2005～2010年我国档案服务社会化研究综述》、《数字档案馆与数字图书馆研究的比较分析——2000-2009年我国所发表相关论文的计量研究》、《近十年文件管理研究国际发展动态》、《<档案学通讯>2001至2010年刊出论文作者情况分析》、《从作者分析看我国档案学研究队伍的状况——基于2001-2010年<档案学通讯>论文的统计分析》、《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的研究特点及趋势分析——以2004-2010年立项项目为例》、《2010年中国档案学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分析》、《1930-2009年英美档案学施引文献研究——基于SSCI档案学核心来源期刊》和《2001-2010年我国档案学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的计量分析》  等。有研究表明“2001年至2010年我国档案学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年度分布数据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文献数量最少的为2003年的7篇，最多的为2008年的35篇，2001-2004年文献数量都在20篇以下，2005-2007年文献数量都在20-30篇之间，2008-2010年文献数量都在30-40篇之间” ，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地通过文献计量和分析来阐述自己的中心议题。如果按照这种作文的方式发展下去，将档案学和档案工作中的所有要素都用特定区间予以分析，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选取其中的任何几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都毫无疑问地会使档案学术文章的数量呈现几何态势增长。如果按照 “先把地盘做大，把数量提升上去，然后再慢慢提高水平和质量”的发展方略和模式，这种方法论的引进将势必带来档案学术文章某些质的改观。                                                        

   总之，无论是领域拓宽、外驱明显还是国外视角、“图情”因素，都非常现实地提升了档案学术文章的数量，为提高档案学的学术水平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研究和评价档案学术文章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