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8日，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举办的档案学高层论坛上，我做了一个题为“中国档案学的得与失”的发言。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一是不负东道主的邀请，不能人家把你大老远的“请”来了，你却在这里玩一个“沉默是金”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二是作为一名档案学术期刊编辑，面对近年来的潮起潮落，确实有话可以说。而从发言的效果上看，的确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信息的接收者和发布者都对会议的主题准备欠充分、会议举办地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对与会人员吸引过大等等，以至于会后不久无论是发言人还是其他与会人员都对会议的主题印象模糊，甚至不记得谁在哪里说了什么。虽然这种情况已经是当下大多数会议的一种常态，但对我这样一个会议管理方式的爱好者来说多少一些遗憾。所以，特就此文，聊补过往之憾。

一

    在过往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学科——中国档案学（以下简称档案学）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虽然是一个自然和历史的过程，但也可以随着研究者的观察角度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表述。这就有些像“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等现象一样，是我们国家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因此身处其中的档案学研究应该不能成为例外。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角度，档案学在过往的一段时间里所呈现出的变化之一在于研究领域或者是所谓的“外延”有所拓展。比如，拜新技术发展所赐，一些新的档案载体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且成为主流。目前学界热议的电子文件研究就可以归入这个领域。据冯惠玲、周毅发表于《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5期的题为《关于“十一五”档案学科发展的调查和“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若干设想》的文章介绍，“有关电子文件管理机制与体制、电子文件管理流程与方法的研究产生了系统化和有深度的成果，电子文件管理研究的核心团队已经形成。‘十五’期间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主要着眼于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十一五’期间进一步在电子文件管理流程、机制、体制、标准和管理战略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冯惠玲等的《电子文件风险管理》、《中国电子文件管理：问题与对策》，刘越男的《建立新秩序：电子文件管理流程研究》，金波的《电子文件管理学》，丁海斌等的《电子文件管理基础》，章燕华的《我国电子文件管理战略的保障体系研究》（博士论文）等。”

    此外，随着“专门档案”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过去档案学很少触及的档案品种也逐步进入到学科的研究领域。仅以《档案学通讯》近一年中登载的文章为例，就有孙军的博士文摘《基于公示视角的商事档案查询制度研究》，罗军的《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企业信用档案的管理》，尚珊、岳欣《我国医疗档案管理研究综述》、刘旭光的《孟府档案管理研究》等等。读者如果有时间、精力和兴趣，一定还会找出若干类似“XX领域”加“档案管理”的成功范例——也许若干年后有新技术爱好者会为此发明一种软件，只要研究者输入“XX领域”，机器就是为人们“输出”一门新的学问。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带有戏谑成分的玩笑，殊不知“想象也是一种生产力”，许多若干年前的“科学幻想”现在都变成了现实。大家更千万不要认为这种提法具有贬损的成分——因为至少在我看来，“中国档案学对科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使广大民众明辨档案的概念，而是使他们接受由中国档案学所倡导的理念和所推行的模式。”而学界对档案品种及其管理方法的演绎，在客观上无疑是在将档案学发扬光大并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当然，尽早地警惕泛档案化的倾向，也是学界不得不关注的问题。